皇明异典:明中期传奉医官的身份、迁转与政治文化

明中期,医官身份逐渐固化,专业化的趋势也让他们渐渐远离了传统的儒医形象。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医官,越来越受到文官的蔑视。但在明成化、弘治两朝的传奉升授浪潮中,医官成为主要的受益群体之一,得以突破自身身份的限制,迁转至文官系统。因此,文臣与医官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虽然传奉医官仅仅被授予超越医官的职位,并未有超越医政的职权,但这并不妨碍文臣将其视为异端。官员出身的限制、文官与伎术官的分野在此时成为争论的焦点。通过成化、弘治两朝传奉医官升迁及其争议的考察,可以窥见明代医官选拔的制度化过程,以及官僚体制中政治文化对于医官身份及社会形象的塑造。     

景德镇市兰田村大金坞窑址调查与试掘

<正>景德镇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后期阶段的生产中心,被称为中国的瓷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古代文献中关于中唐到北宋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多条记载,表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可以上溯到中晚唐时期。然而,以往的考古发现却将景德镇窑业的创始时间定为五代时期1,并未发现中晚唐时期的窑业遗存。近年来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景德镇浮梁县湘湖镇南河流域一带分布有60处以上的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9~10世纪)的早期窑址,部分窑址的时代可早到     

在历史的夹缝中：五代北宋时期的“契丹直”

“契丹直”是五代北宋时期以契丹降人或契丹归明人建立的一种特殊军事组织,始见於晋王李存勖时代。北宋初,循五代旧制复置契丹直,并作为禁军诸班直之一长期存在,直至神宗熙宁间才被废去。关於“契丹直”的词源、词义,一般认为它出自契丹语,“直”即表示身份、职业之词尾或。且五代两宋时期禁军诸班直之“直”,亦有可能与契丹直同源同义。     

革故鼎新：北宋前期嬗变镇将势力述论

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前期,方镇权盛自相雄长,镇将作为藩镇亲随分驻州县统兵领事自作威福,镇将势力在地方上呈现出隶属于藩镇统辖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以及依托藩镇权柄侵占州县官员职权的势态。因此北宋建立伊始深鉴镇将势态遂嬗变镇将势力,以诏令形式割裂镇将与藩镇之间的权力联结,在地理区域层面,将镇将势力缩控于县域城郭内以至逐渐从城郭区消泯。在统辖职权层面,解构镇将干政衍生的如巡警缉盗、狱讼司法、课征税赋等职权,收诸职权归于州县司。宋廷在嬗变镇将势力的过程中,重设县尉职掌缉盗恢复县域官员架构和权责,以文臣县尉代替武臣镇将重塑县域官员文武身份,收镇将权力归于县域重塑州县行政层级和税赋输贡事务。由此北宋前期宋廷在一定程度上革故鼎新重塑构筑起向心性集权于中央的地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结构。     

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 ,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 ,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 ,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 ,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 ,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 ,“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 ,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 ,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 ,而且如何评价冯道 ,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秘色瓷的成分特征研究

为揭示秘色瓷胎釉成分特征及其与普通越窑青瓷之间的异同,并探讨越窑青瓷制釉技术的时代特征,本文采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EDXRF)对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和荷花芯窑址出土的青瓷标本进行了无损测试。结果表明:(1)后司岙窑址秘色瓷的胎体元素组成与普通越窑青瓷无明显的差异,即二者均采用当地的瓷石原料制胎;(2)晚唐和五代秘色瓷釉的元素组成与同时期普通越窑青瓷也无明显差异,其独特的釉色与其采用瓷质匣钵的烧制工艺有关;(3)晚唐至五代时期越窑青瓷釉料配方可能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由早期的瓷石加草木灰的二元配方变成瓷石加草木灰、石灰石的三元配方。(4)晚唐至五代秘色瓷以及五代耀州窑青瓷、北宋汝官窑、南宋官窑以及龙泉南宋青瓷均将釉中氧化钙的含量严格控制在10%?14%范围之内,即各个窑口的制釉技术是非常类似的。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宋金时期的定窑与定瓷（上）

绪言 定窑古属定州,因而得名。创烧时间在唐代中期,勃兴干晚唐五代,历经北宋、金代的辉煌鼎盛,衰落干元代。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中,是中华大地上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并被后人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图1）。     

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

宋代太一宫中的十神太一与汉唐道教经典中的太一、汉代国家祭祀中的太一、晋南朝梁两宋国家郊祀神位中的太一、唐宋时代的九宫贵神不同。十神太一信仰的勃兴与晚唐五代的社会混乱局面紧密相关,与当时诸割据势力和地区的地方主体意识紧密相联。宋初在东京建太一宫祭祀十神太一是要消弭晚唐以降的地方主体意识,是宋初重建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的一项政治措施。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纳入国家祭祀系统时对十神太一进行了道教化,这是为了维持传统国家祭祀神祇系统的稳定。宋代国家在将十神太一道教化的之后,十神太一才正式进入道教的神祇系统。在太一宫里举行的国家礼仪中,道教仪式和道士不占主导地位。     

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木俑研究

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了一方买地券和三件木俑,其中一件木俑身前、身后及右侧密布墨书文字。通过文字的释读和与其他相关墓葬的对比研究,可以认定带字木俑为代替生人承当殃咎的"柏人",另外两件木俑系在地下世界侍奉墓主的奴婢。柏人具有明显的道教性质,与西汉时期的告地策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目前所见出土柏人的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墓主身份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北宋时期墓中随葬柏人的墓主的群体特征。     

论五代十国制钱与币制紊乱成因

提到五代在中国钱币史上,多认为那是个币制混乱的时代,铅、铁等币材芜杂,将虚作实,名目繁多,官铸私铸,各国自铸,有的限制使用,有的互相流通。总之,这个时期的货币,即是一个五花八门典型的多头货币制度,又是一个混杂而又分散的货币流通制度。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以饮酒为中心的探讨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饮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敦煌学术界十分关注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佛教戒律的五戒或者十戒规定僧尼不准饮酒。敦煌文献中榜文规定僧尼不能饮酒,特别是在寺院进行佛事活动中严禁饮酒,规定“甘汤美药,各任于时供承,非食醇醪,切断不令入寺。”其中醇醪就是指酒,凡是饮酒者都不得进入寺院之内。似乎不饮酒的规定被彻底贯彻执行了,但是根据敦煌籍帐文书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饮酒成风,五戒十戒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在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晚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主要部分是寺院僧尼诸色支出帐,特别是净土寺等寺院的酒帐,更能说明问题,酒帐中记载了净土寺一年中各种关于酒的开支情况。在一般籍帐中记载了很多晚唐五代佛教教团僧尼饮酒支出。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饮酒状况,探讨僧尼违戒饮酒形成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歷史的夾縫中:五代北宋時期的“契丹直”

"契丹直"是五代北宋時期以契丹降人或契丹歸明人建立的一種特殊軍事組織,始見於晉王李存勗時代。北宋初,循五代舊制復置契丹直,並作爲禁軍諸班直之一長期存在,直至神宗熙寧間纔被廢去。關於"契丹直"的詞源、詞義,一般認爲它出自契丹語,"直"即表示身份、職業之詞尾cˇi或cˇin。且五代兩宋時期禁軍諸班直之"直",亦有可能與契丹直同源同義。     

赣州慈云寺塔所出《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刻本残卷年代考

2004年,江西慈云寺塔所出、赣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刻本残卷为中国早期稀见刻经,根据塔藏文化生态、刻本字体、纸张三方面判断,此卷当为晚唐五代刻本。这一刻经的发现,填补了赣州地区唐五代时期刻本的空白,也将南方刻经的历史追溯到了晚唐时代,对中国古籍版刻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跋五代李从曮妻朱氏墓志

李从暇,五代藩王,晚唐五代枭雄李茂贞之子。晚唐五代时期,李茂贞、李从喊父子虎踞秦陇,开府割据,一度卵翼十余镇,势力达及四十余州,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地缘政治势力。李茂贞之后,李从暇继任风翔节度使,前后镇凤翔（今陕西凤翔）二十年,位列藩王,地位显赫。由于晚唐五代史料残缺不全,李从嗽虽在新、旧《五代史》的《李茂贞传》中皆有附传,但都失之简略,且有很多讹误。幸而,中国国家网书馆藏有题为《李公妻朱氏墓志》的墓志拓片,即李从暇妻朱氏墓志。该墓志也被收录到《唐文续拾》之中。     

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

传统的敦煌写卷研究,往往忽略具体的写本情境。2010年,由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敦煌伯希和残卷的原件照片,使得敦煌写本的情境研究成为可能。现存四种敦煌孟姜女曲子,写手和抄写情境各异,既有乐工的演出用写本,也有寺院僧人、学郎的练习抄本。写手身份的多样性给写本带来了个人书写习惯、书写次序、语调音韵、讲述场合、装帧形式等变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孟姜女故事在写本时代的口头传播,以及孟姜女曲子在晚唐五代的流行程度。     

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

转对是关乎君臣沟通的重要的奏对制度,其兴起虽可远溯至中唐,但迭经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已日渐衰微。宋初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转对得以在五代的模式下重整,形制、功用去唐已远,本是一种临时性议政求言举措。降至仁宗时期,言路已广,皇权亦固,加之朝野纷纷,转对是否必要竟成疑问,幸有士大夫为求扩大政治参与而对其意义再度强调与发掘,该制存在价值方在新的意义体系中得到承认。此后历经神宗朝的实践,转对在北宋晚期虽因政情所限,运行尚乏活力,但已由当时的政治文化陶铸成一种稳定的集体行为与制度惯例,影响着此后的政治运作。     

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

本文对归义军史上的符瑞进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蕃汉杂糅的社会,在利用符瑞塑造权力正统、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族韦认同的过程中,原属汉文化政治话语系统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与符瑞观念如何融合,符瑞的制造策略、仪节和传播如何操作,主帅、官僚、文士、教团、民象如何达成共谋与合作,文武、僧俗、胡汉集团如何结成稳定的统治机制,试图拓展地方政权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的研究,增进对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虽然没有保留下来成的清规一类的东西,但是在膀中有很多与清规有关的规定的记载,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清规的大概情况。本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制定有自己的清规,这种清规有很多称呼,所谓规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团的清规。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团的清规与禅宗洪州宗关系密切,敦煌佛教教团的很多规定都与淮海禅师的百丈清规有相似的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禅门规式影响比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团也有其地域特色,有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规中严加限定的内容,在敦煌反而不加限定或限定不严格。     

五代、宋时的室内家具“脚踏”考——由敦煌文献《什物历》中的“踏床”谈起

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文献《什物历》中的"踏床"不是当时敦煌民众对"榻床"的俗称,它应当是指垂足坐时供人们承足所用的脚踏或脚凳。隋唐时期,善跏趺坐成为敦煌石窟中弥勒造像的基本身姿,这一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出现的弥勒佛或菩萨垂足而坐、双足所踩的莲花踏的形象,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记载的"承足床"的功能一样,也可以被认为是脚踏。五代、宋时期,以方形或长方形较为常见的室内家具——脚踏在民间流行开来,并成为后世官吏、文人和皇家身份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