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唐“十王宅制”

“十王宅制”的施行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的一个分水岭。从太宗朝始,近支宗室基本遵循赐宅、开府与就藩为主要标志的出阁制度,这不仅宣示诸王脱离宫廷生活后自立,也是他们承担宗室责任、屏藩王朝的开始。玄宗创建“十王宅制”后,以聚居、虚开府和遥领为主要标志的不出阁制,成为近支宗室管理制度的主流。“十王宅制”阻隔了玄宗子孙后代与外界的联系,使之丧失了自卫和卫国的能力,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地位、婚姻、教育、生活,乃至引发皇位继承、国家治理方面的连锁变动。这一制度固然是玄宗扩充皇权后的产物,也是宗室这一特殊群体与国家体制无法相融的表现。     

“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传世及出土文物进行梳理及查阅古文献资料,对“翰林”、“盈”字款白瓷的年代、产地及涵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翰林”、“盈”字与唐代宫廷设置的翰林院及大盈库(百宝大盈库)有关,署这两种款识的白瓷是唐代邢窑专门为宫廷烧造的贡品,其年代当在开元以后,唐朝灭亡后不复烧造。其烧造地点在今河北省内丘县城关一带。“翰林”、“盈”字款白瓷是研究唐代邢窑生产性质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     

“立子杀弟”与北魏皇位继承问题

在拓跋鲜卑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君位继承制度亦随之转型,由部族传统下的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华夏式的嫡长子继承制。为了排除旧制的干扰,北魏前期诸帝对宗室近属展开普遍性的、惯例性的政治清洗,我们称之为“立子杀弟”现象。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子贵母死”与“立子杀弟”之先河,二者相互配合,旨在消除同母弟等因素对嫡长子继承制的威胁。明元帝循道武帝之轨辙,使二者固化为政治惯例。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以及献文帝朝政局走向的影响,不再发生大规模的、程序化的杀戮,“立子杀弟”现象就此终结。     

北魏宗室阶层经济生活探析

北魏奉行优待宗室的政策,给予宗室丰厚、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消费结构在洛阳时代全面走向奢侈化.宗室的经济收入与官爵紧密相连,加速了自身官僚化的进程,对其长久保持活力具有促进作用.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宗室个体之间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宗室内部能够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宗室生活优越,经济地位整体凌驾于各阶层之上,这是其政治及社会强势地位的客观反映.     

中国古代的“盛批”大都短命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盛世仅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     

“真吏”新解

如何理解走马楼吴简中的“真吏”,关键在於如何解释“真”字。“真”并非真假之真,而是睡虎地秦简中“臣邦真戎君长”之“真”。依据秦筒相关简文,可知“真”是指华夏（秦与诸侯）之外却又已经在政治上归附华夏政权的所谓“臣邦”（或“内臣邦”）,是与华夏之外并且尚未归附华夏政权的“外臣邦”（或“它邦”）相对而言的。吴简中的“真吏”,应是指那些出自土着族羣,而且在已经成为编户的非华夏族苇社区中担任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人。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享受不缴口算、复除徭役、不受年龄限制等等优待。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吐蕃“玛冲”(rMa Khrom)、“廓域”(Kog Yul)地望考辨

吐蕃“玛冲”即唐代开元初吐蕃进入青海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其地望问题学界还未有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通过汉藏文献对勘和对前人“kog yul”研究的纠误,“玛冲”地望可定为今青海贵德。     

肩水金关汉简“黑色”人羣体研究

居延汉简中的黑色人信息曾引起台湾学者的讨论。在已公布的肩水金关筒中有127枚筒涉及一百三十例黑色人的记载。我们认为,金关简文中的“黑色”人羣体,有一部分是黑种人,他们生活於西汉中後期,籍贯在中原及河西地区,以河西特别是居延为集中,多数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是基层吏卒、编户民和奴仆,逾半数人拥有爵位,其中逾半数人拥有公乘之爵,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他们的身材比一般华夏人为高,是生活於两千年前的一个特殊羣体。     

论“作诗赎帖”——唐代进士科取士标准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分帖经、杂、策间三场,所谓“作诗赎帖”,就是指帖经不及格可以作诗赎救。由於资料缺乏,这一科举场中的变通制度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认为,“作诗赎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倾向,它牵涉到唐代政治、学术、化、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拟联系唐代进士科考试场次及内容的发展演变,对“作诗赎帖”这一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饮中八仙”之聚散与天宝文学走向

“饮中八仙”是天宝初期形成的文人羣体,嗜酒、狂放、风神、才艺等共同特徵,是该苇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其存在时间从天宝元年秋末到天宝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个月。“饮中八仙”中,除了李适之确实与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贺知章、李述、李白、崔宗之等人参与了李适之与李林甫的斗争。但是,“饮中八仙”的交往,使他们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终被迫解体。“饮中八仙”的解体,对天宝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开元以来统治集团的尚文传统在天宝时期逐渐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发生了变化,天宝时期普通文人与执政的宰辅大臣之间相当疏离,他们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文学军落。三,天宝文学的内容和题材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唐代开元通宝的主要品类和分期

一、引言开元通宝钱是唐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高祖李渊针对隋末战乱后的恶劣经济环境,及时废黜旧币,鼓铸新钱,为稳定初唐的政治经济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史载:“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于“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开元通宝铸造发行了280余年,流通于广阔的王朝宇内。品类十分庞杂,这是因为:随着城乡贸易额的不断增长,市场货币流通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大。为缓解“公私之间,给用不赡”的局面,王朝一直在增加着钱监以及开炉的数量,到武宗会昌年间,皇帝甚至下令各州     

“谪仙人”与“谪仙歌”——天宝初李白长安行止探微

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是盛唐诗坛的一段佳话。关于李白初识贺知章的时间、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的时间,学术界存在开元说、天宝说两种说法。通过考辨可知,“开元说”欠允,当依詹锳、王运熙先生观点,李白、贺知章初识于天宝年间。李白被“赐金放还”有深层的原因,通过对校李白诗篇异文可以发现,李白“被贬”直接原因为“赋谪仙之歌”,深层原因是“北门厄”。“谪仙人”与“谪仙歌”象征着李白入长安与出长安的宦海浮沉。     

宝丰县发现北宋对子钱窖藏

宝丰县最近在大营公社古垛村南之古庙遗址中,发现一处古钱窖藏。这批古钱共90多公斤,其中除少量东汉五铢、部分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及个别五代时期的“万国通宝”外,绝大部分是北宋时期的对子钱(未见南宋钱)。北宋钱达一百三十二种。宋钱的种类繁多,除了币名有“通宝”、“元宝”、“重宝”之分外,币型又有大、中、小、厚、薄之别。内、外郭除了宽、窄之外,穿孔尚分方、菱、花、圆及八角等异形。个别宋钱背纹还有指甲印及四圆孔等。宋钱之另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制”     

“开通元宝”读法浅释

唐代280余年中始终通用的方孔圆钱,究竟应读“开通元宝”抑或“开元通宝”？是一个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聚讼莫决的问题。近年来,已很少有人再议,以“开元通宝”入读,似已成定论。笔者以为,在学术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上,不应人云亦云,也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而是应当通过严谨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考证,来还其本来面目。窃以为,“开通元宝”读法才是正确的。     

古代帝陵中的“合葬”“祔葬”与“陪葬”

“合葬”“祔葬”与“陪葬”是帝王陵墓葬制的重要内容，显示出后妃、宗室以及功臣等人员同帝王的从属关系，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格局、丧葬礼制的重要反映。“合葬”始终是帝后同葬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和礼仪秩序的根本；“祔葬”和“陪葬”因时代不同而内涵有所差异，整体反映了从先秦时期“天下国家”向汉代以后“家国同构”的转化。     

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唐代进士科“其初止试策”说始于唐 ,五代时又将之与“三场试”相联系 ,后世相沿 ,几为定论 ,然其说颇可质疑。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其“试读”即口试之帖经。贞观二十二年进士科已有“文”、“策”两个试项。上元、仪凤年间进士科已有帖经 ,显庆四年也有试“表”、“箴”之先例 ,此外还有试“一小经”之“旧例”。永隆二年《条流诏》确立“二项 (场 )试”制度以前 ,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二项试 ;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诏》确立“三项 (场 )试”制度以前 ,也已存在着实际上的三项试。它们为最终形成诏令、确立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二诏所立试制不同 ,两相比较 ,尤能见其变化之脉络与重心之所在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

头饰是唐代统治者及其他政治人物构建文化身份、表达权力、缔结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象征符号,与政治局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流行"平头小样"、"花搭耳帽子"、"魏王踣样"、"赵公浑脱帽"等。武则天革命后,颁行"武家诸王样",反映出她希望"武姓诸王"凌驾于整个朝局之上的意图,也是其构建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中宗复位后,于景龙四年颁行"英王踣样",属于其晚年树立政治权威、重建李唐天下的手段之一。开元中后期,玄宗颁行新头饰"长脚罗幞头",目的是为了改造权臣张说的头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此时君进臣退的政治生态。"山子军容头"是中晚唐最流行的头饰之一,乃宦官势力之体现。唐代头饰变迁的进程,投射出唐代政治嬗变的图景。     

唐代饮茶习俗与中国茶文化之始

清香四溢的茶叶自古以来就为我国人民所喜爱.茶叶最初的用法是生吃茶树的绿叶,在经历了祭品、药食等阶段后,才逐渐成为人们的饮料.唐代以前的饮茶之举是解渴式的粗放饮法,并且也仅限于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饮茶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俗并形成茶文化始于唐代.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使人们能够超出日常生活必需之外,去追求能给人们以更大精神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国茶文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卢怀慎：一心为国，清慎厚德

<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开元盛世”经济社会空前繁荣与和谐景象的生动描述。这一被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开元之治”,自然离不开唐玄宗的雄才大略、锐意进取、选贤任能、励精图治,贤相姚崇、宋璟等名臣的精诚团结和鼎力辅佐。在这恢宏的群像中,卢怀慎并不显眼,但正是他的老诚谋国、精诚合作,甘做绿叶和人梯,才使这首雄浑奔放的治国安邦进行曲,高潮迭起,精彩绝伦,在史册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