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志书中记述都市民俗的探讨

第二轮修志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变革极大的年代,变化的新民俗最能反应民众生活面貌和社会变迁的内容。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都市民俗的比重逐步加大,新民俗发展较快,在城市志编修的过程中,不但要记民俗,而且要加强都市民俗的记述,这对认识城市发展、变迁以及城市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读《上海都市民俗》

民俗曾被看作是未开化的民族、“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平凡的,文化较低的下层民众”的固有物,是“文化残存”、“古老时代的民众创造”、“残余遗风”、“不愿死去的活化石”……但这种观点已逐渐被学界所摒弃,民俗学家们已经认识到,民俗应该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     

田野调查方法在编修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认为田野调查方法在志书编写过程中是适用的,主要表现在：1．田野调查以获取资料为目的更符合志书资料性的特征;2。田野调查重视第一手资料符合志书官修信史的性质;3．田野调查有助于培养修志工作者灵敏的触觉;4．田野调查强调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符合志书的客观性要求;5．田野调查重点寻求调查对象的不同性符合志书突出地方特色的要求。并谈了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作用和应用范围。     

关于既好又快地完成续志编修的探讨

从《婺源县志》(1987-2001)编纂实践,总结续修工作在确保志书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完成编纂进度的做法:一是把握志书内容的完整性,即注重从篇目的完整性、各记述要素的完整性、资料内容编排和使用的完整性方面去把握;二是改革工作机制,建立有效的业务学习、工作汇报等制度。     

生命经验的裸写：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志已经有了多种尝试,并开始注重文艺创作始终力图再现的生命经验和个体感受。裸写的《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给民俗志提供了一个化理论思考于无形的个案。它在事实与理论、观点与资料、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取舍也成为绑在民俗志潘多拉盒子上的导火线。当越来越多的大众读物都声情并茂地书写着生命经验,难逃有机知识分子尴尬位置的民俗学者不得不在学术圈、田野、民间的转换中,直面“平民”、“人道”这些模糊而危险的概念。在阐释学与资料学、学者与民众、人道与自私的裂缝间,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志也就具有了实验性与可能性。进一步,正常与不正常也应该是民俗学关注的基本问题。     

社会调查在续志编纂中的重要作用

赵文安在《楚州今古》2010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续志编纂中的社会调查就是运用调查报告的成果,系统地向人们阐述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介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完整经验,给人们启示和借鉴。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续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之一。地方志资料具有区域性、广泛性、连续性、真实性之特点。具备了这些特点,志书的学术品位就相对较高。     

刍议志书编修中的“四大要务”——以续志编修中的“加、减、乘、除”为论述重点

当前第二轮修志工作已进入中后期。回顾此前的修志活动,感到有喜有忧,喜的是有一些优秀甚至精品志书问世。忧的是部分志书精要欠缺、芜杂频现、跨越乏力、匠心不足。面对如此尴尬,笔者便想到了志书编修中的“四大要务”,即“加、减、乘、除”——缺者补加,芜者删减,乏者激活,拙者精雕,通过志人的艰苦努力,让志书的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堪存堪鉴”的存世之作。     

试论人类学在归国华侨群体研究中的运用

论文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实践观、文化整体观、跨文化比较法等三个维度对归国华侨群体进行研究。认为田野调查实践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基础;文化整体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内容;跨文化比较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动力。人类学和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相交融,不仅认识"大传统"中的华侨华人,而且也关注"小传统"下的归国华侨群体,这就形成"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华侨华人研究局面,拓展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空间。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必将带来多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图与表在续志中的运用

方志体载,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形式,其中述、记、志、传、录表现为文字形式,为文本信息。图、表为非文本信息,“表”以统计表、一览表为主要形式,由表格填充数字或文字构成：“图”既包括各类地图、手工绘画、摄影照片,也包括由统计表转化而成的统计图、示意图、几何图,其中以照片为主要形式。     

浅谈档案在史志编修中的作用

2012年,5719工厂史志办在编修厂史（1970-2011）过程中。一直将历年年鉴、工作总结、各类文件等工厂档案资料作为厂史编写的重要支撑,从中获取大量信息,经过多次“加工”,最终较完整地形成了工厂40余年来的发展历史。     

浅析年鉴在编修志书中的作用

年鉴和地方志是我国记录地方历史的不同形式。两者是局部和全局、＂年度产品＂和＂时代产品＂的关系。年鉴在编修志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修志积累、储备了资料,弥补了志书周期长的不足,而且为下—轮修志培养了人才。为了更好地发挥年鉴存史的作用,一是编鉴要增强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的意识,二是编鉴内容要与续志接轨,三是年鉴资料收集要拓展广度与深度。     

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先生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本文利用最新的资料,对鸟居龙藏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其研究重心和学术贡献作了初步的评价。在中国考古视野中,鸟居龙藏在东北地区史前时代考古学和辽金考古学两个方面,有着诸多的首创发现资料和研究之功,是一名作出了重要成绩的著名考古学家。     

青海汉俗的建构特色及意蕴

民俗是一种人类群体(民族、氏族、部落等)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该民族的群体文化具有整体统一性,同时又有其有别于该民族其他文化形态的标志性:它既是历史的传承性——因为它是在千百年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又有其时代断面的标志性;它既是民族群体风俗习惯的共性稳定体,又是容易受地域、环境、气候、交通乃至周边其他民族习俗影响的个性     

岜沙苗族的“后棍”

人最重要的装饰部位是头部。发型,则永远是头部最受瞩目的风景。在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民俗学者看来,形形色色的发型是民俗风情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其蕴含着不同的生态、信仰、审美等信息密码。本期“遗产采风”所介绍的内容,就是有关苗族和彝族男子的独特发型。它不仅展示了当地特异的民俗风情,更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这种民俗在当今的发展趋向与命运。     

浅谈项目管理方法在地方志编修中的运用

通过对第二轮地方志编修进行调研,分析了地方志编修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项目管理方法在地方志编修中的运用,提出了地方志编修运用项目管理方法时的注意事项。力求对项目管理方法在地方志编修中运用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比较透彻的论述,推动这一科学方法在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中得到重视和运用。     

人类学方法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地域社会史理应对充满田野气息的人类学予以重视。“田野“首先意味着空间特征的揭示,有助于培养历史学家的疏离感和想象力,认识不同社群类型对于地域社会完整性的意义。“田野“其次意味着地方;人类学特别重视“地方小事“及其存在环境的价值,并将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事件的意义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加以理解,所有这些,与社会史的“整体性“追求暗合。“田野“还意味着缩影;人类学对于困境中的“社会缩影论“的省思,重新梳理了“小地方与大社会关系“,不但使社群研究获得了理论支撑,也明晰了从地域中国到全盘中国的具体考察路径。     

补遗勘误在第二轮县志编修中的作用

文章认为 ,首轮志书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有的错讹 ,有的遗漏。并指出 ,第二轮修志应设补遗和勘误篇。并以《富源县志》为例 ,指出其增补的 7个方面 :人物 ,区域 ,诗词歌谣 ,楹联、碑记 ,讳言忌事 ,掌故 ,名特产品。但也指出 ,补遗的内容是没有定数的 ,完全根据情况而定。     

明长城军堡选址的影响因素及布局初探——以宁陕晋冀为例

明长城军堡是与长城唇齿相依共同承担防御任务的一系列屯兵城。作者通过对我国北方近百个军堡实地考察,结合相关史料,初步探讨军堡的选址问题,提出影响军堡选址的因素主要有长城的位置、受作战距离制约、传统风水理论和地形四点,其中地形对军堡选址的影响最直观体现古人"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军事防御思想,根据军堡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将军堡分为四类,并通过实例分别予以介绍。     

临汾民俗中的谐音文化现象及其他

尧乡大地孕育出临汾特有的民俗文化,也孕育出临汾丰富多彩的民俗谐音文化,其内容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本文收集了临汾民俗中的谐音文化,并就它的产生、发展和影响,作了探索。旨在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谐音文化,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又多一点科学性。     

区域社会中的民俗传统——“山东民俗调查与研究专题讨论会”综述

2009年11月13日至15日,“区域社会与民俗传统：山东民俗调查与研究专题讨论会”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召开。此次会议由财团法人台湾立青文教基金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联合主办,台湾东吴大学讲座教授、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兼秘书长王秋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大学教授叶涛在开幕式上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