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业期刊与史学革新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的出现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民国史学在人才培养方式、学术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学术社群的凝聚力凭借期刊得到加强,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标准化、团体化趋势加快并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但处于动荡的社会中,期刊主办者受到各种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加之史学界内部派系纷争,沟通不畅,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期刊常常处于困境当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受文学革命影响而蓬勃发展,积极承担启蒙使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多所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类课程。这些课程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文学教育在其草创之初的积极探索状态,彰显了民间文学多重的价值和强大的影响。挖掘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类课程史料,总结民间文学教育的发展特点,评价其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索深层原因,这对于在新时代积极推进民间文学类课程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高校民间文学教育优势,推动民间文学发扬光大,具有重要意义。     

Tracking Occupational Intensity Using Archaeo-faunal Data: Case Studies from the Late Pleistocene in the Southern Cape of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 Occupational intensity is a common theme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has been linked to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trends in the past. The Late Pleistocene in...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豪绅政治的特点及其实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地方豪绅通过掌握地方武装,牢固控制当地社会资源,建立起"自治"或"半自治"式的地方政权,当地社会结构日益呈现暴力倾向。新的豪绅政权不但未能改变当地畸形的社会结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三党竞斗”:中共在高校中建党的背景分析

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青年党和国民党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和走势。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在此后20多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中,中共广泛运用思想交锋、党团制度、统一战线等斗争策略,从而确保其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     

理性的追求：抗战前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管窥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破产。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相隔10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辛亥革命要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的路没有走通,所以使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复兴中华民族大业的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了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动,构成上海近代史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