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的“进口食品”

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后,尽管老百姓的用品、食品日趋紧缺,却可以享用不少进口食品……伊拉克蜜枣便是其中之一。1959年初,广州市面上忽然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困难时期的“人造肉包子”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营服务行业都归并到国营商业部门。随后＂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把剃头担、修旧摊等个体经营户集中起来统归商业部门来管。当时各级商业主管部门都专设有管理饮食服务业的机构。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困难时期,正好我在中央商业部饮食服务局供职,这个局负责管理全国的饭馆、旅店、理发、照相、洗染、浴室及修理服务业。当年有好几桩事,至今记忆犹新。受先前＂大跃进＂思潮的影响,有些事还历经周折。     

中情局档案解密“大跃进”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进行过十分详细的调查与评估,相关报告已经解密。下面是中情局档案中有关“大跃进”的内容：     

武汉第一“登山家”

在世界上,登山作为一项现代体育运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现代登山运动,在中国出现比较晚。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批运动员赴苏联学习登山运动技术,并登上苏联境内的团结峰、十月峰等。1956～1959年．中国组织了多次攀登7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活动。1958年,中国登山运动协会在北京成立。     

困难时期南京生活散记

<正>我是年近古稀的退休老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保存与自己经历密切相关的各种证件和票据,诸如小学时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使用过的粮票、布票和饭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看电影的     

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在杨尚昆身边工作见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如何尽快地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试验。     

生产与生活:“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

1958年,上海市进行城市人民公社的试验,里弄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大跃进"时期的里弄公共食堂旨在解放妇女劳动力,服务于工业生产。从1959年开始,为应对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上海市大量关停经营不善、浪费严重的工厂食堂,里弄公共食堂的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调节粮食供给的工具。由于自身的经营困境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上海里弄公共食堂在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后逐渐解散。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体现了人民政府组织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积极尝试,在社会动员、资源分配和协调社群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很好奇,向寨子里的人一打听,都说死人了,问为什么死的,说是吃糠拉不下大便死的,或者说是饿死的,估计那年冬天至第二年春天,寨子死了四五十人。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

长期以来,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的说法,比如为了“面子”,中国不仅不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求助,反而是勒紧裤腰带还债;为了工业化,漠视生命,坚持增持黄金、外汇储备。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有必要澄清。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     

世纪疑案“北京人”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北京原人”、“北京直立人”、“北京中国人”、“中国猿人”等,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京近郊周口店考古发现的“北京人”骨骼化石的学名。经过十几年(1927—1929年、1934—1937年、1949—1959年)发掘的发现,骨骼化石大约包括40多个个体,男女老幼均有。     

漫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养猪场

这里说的养猪场,是安徽日报社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一年困难时期,在肥东县撮镇附近创办的。那时许多机关单位都有同样创举。安徽日报社的养猪场有几十亩土地,兼搞粮食生产。它的历史使命有二：一是“改善生活”,给职工增加几斤度荒粮,吃一二两无须肉票的猪肉。     

朱德三访波兰

20世纪50年代,朱德总司令曾于1956年1月、3月和1959年3月三次率代表团访问波兰。那时,我在中国驻波使馆工作,三次都被指派担任朱总司令的翻译。这三次为朱总司令担任翻译,时间较长,使我加深了对他的敬爱和感情。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两难处境——“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三

周恩来重新获得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政府工作的领导人觉察“左”的错误相对要容易一些,而要在全党范围内纠“左”,却相当的艰难。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前提是,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前一段的理论和总的错误实践是不行的。这个道理,周恩来是在庐山会议上悟出来的。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一）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大跃进时期的“白旗”板话

荒唐岁月多荒唐,猪耳可当飞机场。板话写下直历史,警示后人切莫忘。     

“大跃进”年代的独特银章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后期,正是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岁月。这首歌一度盛行全国,老少皆会颂唱,它记载着“大跃进”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跃进歌”也许已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1959年福建沿海机密文件失窃案侦破记

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装有重大军事机密的军用航空包在福建莆田不翼而飞,这惊动了中央军委和公安部。随后,7000多军、警、民夜以继日地侦查,奋战了25天,才终于找回字迹模糊的文件副本……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回忆侦查破案的日日夜夜,更加深刻地认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节约度荒的历史考察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遭遇严重灾荒。党和政府把节约度荒作为克服灾荒的重要方针。在加强思想动员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力的节约度荒的举措。主要有:降低粮食、食用油、布等产品消费标准;推广利用代食品;压缩社会购买力等。这些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切实执行,为迅速缓解灾荒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节约度荒工作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面对极端困难时保持密切联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