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起中国力量

中国举重队训练处有十个“我”：我用心我养气我乘风我能忍我必赢我有能量我有告诫我怕谁我年轻我怕谁。从容的态度,执著的精神,永不放弃的信念。字字干练,又霸气外露。而中国举重队最可贵的更是“我坚持”。从1955年,第一支中国国家举重队的8位选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8金1银。从1956年,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人,到2008年8月9日,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陈燮霞为中国代表团获得首金。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我在抗战期间的亲身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我8周岁半;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时,我16周岁半,高中毕业。抗战期间我正值少年,囊括了我中学时期的全部6年,今天回想起我的这段经历,青年朋友们知道了也会想一想的。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正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上任之初,当面考试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家族往事

我的母系一我的母亲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生于农历戊戌年(公历1898年)正月十八日。我生于癸酉年二月三十日(1933年3月25日)。这样说来,她应是35岁生的我。我是在武昌外国教会(基督教会)办的一所不大的仁济医院     

1951年,我在朝鲜的一次惊险行车

我今年83岁。1944年4月6日参加工作,3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3日,我当上了图们机务段蒸汽机车司机。1951年1月25日8时,图们机务段党委书记谢伟军派人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第二年,我知道肯定有重大任务了。因为援朝运输工作一开始,我的JF型206号机车便进入了一级战备。     

与一条江的缘

有一年春节,我住在岩头镇一家旅店,临走将一件毛衣丢在那里。两年后,当我再次路过此地,店老板认出我,将毛衣还给了我,这事让我非常感动。     

回忆父亲徐君慧

我的父亲徐君慧本名李子英,出生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而我出生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我有时想,这一年月的巧合不正是隐含着一个天理吗？没有父亲就没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说我能够作为新中国成长的见证人的话,我父亲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与幸福的时代见证人。     

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1978高考:回忆与感想

<正>那时候生活清苦,我常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分钱一份的白菜,但我耐得住,因为我有追求,生活虽然单调,但有序;虽然简单,但充实。1970年,我分配到外地一家工厂工作。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27岁。屈指算来,我考上大学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32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岁月。这漫长的岁月,可以模糊人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     

我写《汉口徽商》

2015年开年伊始,我的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汉口徽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提议我做这件事情的是周晓山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原副院长,一位安徽籍人士,赋闲之后受聘为湖北省安徽商会名誉会长。我与晓山是战友,他请我出山,我不能不尽战友的情谊。再说,我对汉口徽商,确实作过一点研究,对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留恋

正今天是我进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学校五年中第二次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老师们说再见了。我又一次回想起我们在这两年里的快乐时光。我久久地凝视着我们坐着的这些新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     

我选择了她,她也选择了我——我和地方志的故事

<正>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和地方志从相识到相知、相依,我们之间,还真有一些浪漫、有趣的故事。当初,是我主动追求她2007年,我从处室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当我们的"一把手"张显丰局长找我谈话时,我主动提出做地税史志、年鉴工作。可能是我的要求出乎张局长的意料吧,他楞了一下,但很快就爽快地同意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我做史志、年鉴工作挺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