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不报忧的战事报道

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日军的战地报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类似“胜利!胜利!”之类的报道不必通过检查;新闻稿中连“士兵”二字都不准使用,表现“士兵”要写“勇士”;一旦写日军后方遭遇袭击吃了败仗,就会惹来麻烦。     

沾满鲜血的侵华“铁证”

崇尚“一死报道” 像日军士兵普遍渴求在战场建功一样,当时绝大部分日军随军记者也崇尚“敬业精神”,在前线亡命工作,拍发“沾满鲜血的战地记事”——按日本新闻行业的标准,这样的报道才是第一流的。     

沾满鲜血的侵华“铁证”

崇尚“一死报道” 像日军士兵普遍渴求在战场建功一样,当时绝大部分日军随军记者也崇尚“敬业精神”,在前线亡命工作,拍发“沾满鲜血的战地记事”——按日本新闻行业的标准,这样的报道才是第一流的。     

美国《时代周刊》1937—1941年有关日军轰炸南京和大屠杀的报道

1937年10月4日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时代周刊》共刊载了4篇有关日军轰炸南京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告。1937年10月4日题为“正如宣布的那样”(Asadvertised)的报道,是美国记者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在9月20日宣布要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后星夜兼程赶往南京,亲历轰炸后所写的长篇报道,报道写道:“那些年纪太小、太老、太穷、病得太重或是什么都不懂而没有离开南京的中国人被大批屠杀”;第二篇报道(1937年10月11日)刊登了宋美龄的英文日记摘要,由于其地位特殊,日记读来耐人寻味;接下来的一篇1938年2月14日题为“证人”的报道,引述了当时在南京的《芝加哥日报》远东资深记者斯蒂尔的描述:“一位日本士兵站在不断增大的尸堆上,将步枪子弹倾注在任何还能动弹的尸体上。对日本人来说这也许是战争,对我来说却是谋杀”;最后一篇,时间为1941年12月15日,这时候外界对日本军在南京的暴行了解已经比较全面,报道明确指出:“日军占领并洗劫了南京,犯下了一些现代史上最可怕的暴行——大规模屠杀平民,并强奸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由于《时代周刊》是美国主流媒体,有很高的信誉,上述报道,特别是宋美龄的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南京大屠杀前后的美、英记者群体活动评析

1937年12月,美、英记者一部分留驻南京,深入前线,采访报道中国守军的保卫战与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大屠杀暴行;另一部分则因日军当局拒绝一切外国记者随军采访,只得集中在日军后方的上海,从各方面采访报道日军对南京的攻势与沿途暴行。这两方面的报道共同构成了西方传媒关于南京战事的完整新闻内容。美、英记者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与评析...     

黎秀石 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

抗战期间,他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场上的随军记者,写过一百多篇战地报道;在1945年“密苏里号”上见证日军投降仪式的数名中国记者中,他是惟一在世的一个     

“帕奈”号事件的原因及后果

1937年12月12日,日机炸沉“帕奈”号等美国船只的事件是日军故意所为,下仅日本海军,日本陆军也参与其中。日军攻击的动机十分明确：一是阻止任何被怀疑载有中国士兵的船只逃离南京,以实现在南京围歼中国军队的战略;二是以武力将西方人士赶出战区是日军上下持有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帕奈”号事件的解决方式对那些故意实施攻击的日本军...     

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美国记者采访战时中国

来自抗日前线的报道 抗日战争的烽火,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迅速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驻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美国记者,纷纷深入前线采访战况。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记者斯诺便冒着危险,赶到了事变地点,目击了第二十九军士兵身背大刀,手执步枪坚守卢沟桥头与日军战斗及与日军争夺龙王庙、铁路桥及各重要路口的场面。是晚,中日双方当局谈判之后,在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斯诺向日军头目质问:     

“阿利森事件”是日军伤害西方人士人身安全的典型案例

董为民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此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     

世界新闻史上的丑闻与笑料——日本新闻传媒对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战役的多次不实报道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军国主义狂热笼罩的日本新闻传媒失去了理智与道德.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战役中,日本随军记者与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多次作了不实报道:既凭空捏造中国军民防守的南京"完全变成了一个鬼魂哭叫的死亡街道",又在日军尚被阻击在南京远郊时,几次虚报日军"占领"南京的"胜利消息",引起了日本的"举国狂欢".此举遭到一些知情者的质疑与批驳,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丑闻与笑料.     

抗战中死得最窝囊的日本将军

二战时期日军是亚洲最精锐的军队,用约克公爵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日军一个师团抵得国民党士兵3个军。”但是抗战中日军伤亡比国民党大的战役也不少,符合“死得窝囊”的日本将军级别的军人,起码就有3个。说到这,可能有人急着要举出例子来了：“阿部规秀,被咱八路军一迫击炮送上了西天。”可是至少他是在指挥突围的时候被打死的,算是死在战斗中,够不上“窝囊”的定义,     

日军第十六师团南京中山门外屠杀真相

1987年7月6日,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时年75岁)、增田六助(78岁)和上羽武一郎(71岁),由于心灵上的内疚,在京都会见记者,把自己1937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诸于世,表示“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与此同时,二十联队其他一些下级官兵的阵中日志,也陆续公开发表,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注意。这些记录是战后日军遣返回国时,在广岛检查随身携带物品时漏检的(如     

芷江“受降纪念坊”

芷江“受降纪念坊”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对战败日军在芷江洽谈受降,１９４６年８月在湖南芷江机场南端七里桥磨溪口侧修建了一座纪念牌坊,名为;“受降纪念坊”,“文革”期间纪念坊遭毁坏,１９８５年８月在抗战胜利４０周年时复修落成。“受降纪念坊”,山４个方柱、...     

《牺牲救国》报是我党领导创办的最早报道“七七事变”的报纸

<正>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5周年。“七七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全国性抗战的新篇章,与作为抗战起点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一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即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因此,“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表面上看,“七七事变”是偶然爆发的,但背后却存在着必然性。     

杀人者状告揭露 杀人者的怪事——关于日本东史郎的“败诉”

1987年,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等,把自己1937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之于众,说:“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他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欢迎;但却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痛恨,这些人威胁说,要杀死东史郎.这年11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的书名,把自己的日记由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     

数度蒙冤的赵尚志将军

他被侵略日军视为“第二心腹大患”;他又被自己的同志“永远开除出党”。身处逆境,但抗日救国之心永远不变!这就是赵尚志将军。     

五井歼灭战

1939年11月3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大众日报》报道了“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五井歼灭战。这次战斗,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全歼来犯的日军40余名、击毙伪军100余名,取得了重大胜利。本文作者时为第一支队副司令员,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以英西意苏等国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而且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就英国而论,其媒体报道的“第三者”立场,在国际舆论界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其政府却因在远东事务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采取了审慎态度.西班牙因在内战中“两个西班牙”泾渭分明的情况下对此出现不同的解读,共和立场的媒体广泛报道了日军南京暴行;支持法西斯叛军立场明显的媒体,则在报道中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袒护.意大利因与日本的盟友关系,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新闻管制政策,但从其相关报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对日军在中国侵略进程的关注以及日军的残暴.同情中国抗战的苏联则通过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传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体的内容,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尽管西方国家立场各异,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残忍暴行等消息已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     

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

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广东期间,除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外,还推行典型的帝国主义文化以掩饰其侵略行径和殖民统治。侵粤日军在加强对南粤人民的文化愚民和思想压制的同时,还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在广大沦陷区内建立了各类奴化宣传和教育机构。日伪当局在占领区内建立的奴化宣教机构和文化团体主要有下列三类: 1.日军创设的机构。日军在广州司令部直属机关设立宣抚部,师团设宣抚处,联队设宣抚班,其主要任务是在占领区内设点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由日军随军记者组成的报导部则负责“报道宣传战”,迅速报道日军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