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蛐蛐起源于何时

斗蛐蛐，也即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即用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斗蟋蟀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的艺术。     

在七宝斗蟋蟀

斗蟋蟀,可以说是华语世界一种特殊的文化娱乐活动,东南亚一些城市的斗蟋蟀大赛,能够造成万人空巷的狂热局面。所以美国的一家电视台曾经将其作为中国的一项传统文化形式,在《看东方》节目中予以介绍。在近年来的“蟋蟀热”中,古镇七宝成为了虫迷们的圣地……     

旧赌风之一——斗蟋蟀

在旧社会,有不少地方的人喜好斗蟋蟀。但随着众多有闲有钱之人参与其中,以及他们的放纵和奢糜,斗蟋蟀渐渐演成赌风,而且愈演愈烈。 蟋蟀亦名“促织”,俗名为“蛐蛐儿”,大约取其鸣声相似之故。成熟的蟋蟀大约身长二三厘米。雌者有三尾,不能鸣亦不嗜斗;雄者有二尾,翅腋振之则大鸣,生性嗜斗,若两雄相遇,则出死力争胜,不至力竭声嘶、身受重创不甘败,败则即成废虫,不能再为死斗。 斗蟋蟀之风由来已久,在《帝京景物纪》、《五     

趣说斗蟋蟀

斗蟋蟀是历史悠久的民间游戏,以其独有的趣味,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及市井赌徒。斗蟋蟀之所以能历千年而不衰,正说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北京人的本命年与红裤带——老北京寿诞礼俗

自古以来，中国就讲究所谓的“五福”，即福、禄、寿、喜、财。寿为“五福”之一。追求长寿，是北京人，也是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文化的特质

从文明起源的方式来追寻中国文化的基因,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重血亲人伦的伦理型特点。由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用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即人伦之理,论及人们之间长幼、代系、辈分的有序关系,《说文解字》云：“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日道也。”从语音语义上说,“理”也是由“玉”和“里”构成,     

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历史回顾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评价中国的土地改革时称“土地改革是相对于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进行的一种巩固农村政权的平行过程,是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20世纪30年代,川陕苏区的土地改革既是一场政治、经济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川陕苏区农村的历史进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研究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焦虑与反思:当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近代文化变迁以来,“中国哲学”这个称谓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哲学作为一件“事情”,在中国是有的,哲学本也不是件东西。“事情”,德语为Sache,意指“争执”,“论争”。自古希腊,“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是无尽的探问与追思,是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即“对话”,因此对话是哲学的最为原初最为根本的形式,其表达形式则应该是多种多样并且与生活连在一起的。     

“中庸”朔义刍议

“中庸”之“中”应释为心,“庸”应释为用,“中庸”即“用中”,即记心之为用。“中庸”即儒家的“忠恕之道”,其以“诚”为前提,是个体修习得仁的方法。“中庸”既是儒家修身处事的方法,也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由之路。儒家的“道统”之传也是以“中庸”为其内容。     

文物、文化与“文化财”

谈到日本的文物与考古,首先要接触到“文化财”这个名词。许多人认为日本的“文化财”即中国的“文物”,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正确地理解日本“文化财”的含义,是了解日本文物考古情况的基本前提,同时,对改善我国文物管理事业也极有参考价值。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做伪大师完颜亮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老爷,挺尸之后获得“炀”之谥号者,共有三人,一是陈后主陈叔宝,二是隋炀帝杨广,三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炀”是恶谥,为那些“好内远礼、去礼远众”,也即荒淫无耻、亲小人远贤臣的死皇帝所专用。     

斗蟋蟀

斗蟋蟀是我国近古以来最习见的民间博戏之一.早在二千多年以前,蟋蟀就作为物候受到注视,并成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比兴对象,在《诗·唐风·蟋蟀》中有“蟋蟋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之句,把蟋蟀作为秋已至,岁将暮的物象,以引发即时行乐的联感,直到晋代,蟋蟀仍作为岁时递迁的征候受到吟咏,卢谌《蟋蟀赋》中就有“候日月之代谢,知时运之斡迁”的歌叹.唐代时,蟋蟀开始成为宫廷妃妾与市井庶民游戏闲玩的对象,五代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     

雅尔塔协定与美苏战略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雅尔塔会议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雅尔塔协定,自然也是史家品评的对象。就笔者所见,对该协定的评论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美苏交易论”,即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是背着中国进行的一笔秘密交易,是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行为,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持这种观点.二是“交易合法论”,这是为雅尔塔协定辩解的观点,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酋邦可以对应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经常提到的“族邦”。这样一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一些中外学者称中国这样一类结构特征的文明古国为“早期国家”,以别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国家,这种说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中国东北与古代东北夷

冠以“东北”二字的书刊,中外均有,都是地理概念。前苏联的“东北”一般专指楚克奇半岛,有时也包括堪察加半岛。日本的“东北”是本州东北部和北海道。朝鲜的“东北”限于半岛东北一隅,即图们江下游右岸至日本海西南一侧。中国的“东北”比较复杂。《周礼》、《尔雅》、《淮南子》均指渤海北岸,以医巫闾山为座标,称为幽州、辽东、薄州、隐土。《山海经》有“东北海”,即《列子》中的“北海”,今渤海湾。其“北”其“外”有“不咸山”,有“肃慎氏之国”,记述了另一个座标“不咸山”即长白山。     

追述祖先的身影——美国赛克勒艺术馆藏中国影像初探

中国传统的祖先画像,通常画面上是正面端坐的男女,服饰华贵,有时画面下部绘以地毯,人们习惯地将其称为“影像”。此外,还有一种较为传统,也更加确切的称谓,即“追影”,其意为“追回祖先的身影”。     

北宋的“城市革命”

中国古代的工、商、贾是三者分开,互不相属的。工即手工业,也就是生产环节;商指长途贩运,即流通环节;贾则是坐守待售,可称市场环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历来是非常严厉的。所谓“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抑制商业活动的最后阶段,即商品的交易过程。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市场不放。在汉、唐以来的城市规划中,把一切交易行为集中到“市”里去进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来进行严格管理和限制。     

唐太宗三次东征的军事失误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中国历史上有口皆碑的一代英主。他那“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至理名言,为后代帝王所汲取和借鉴。他所统治的时代即“贞观之治”,生产发展,国盛民强,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影响的,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更是名副其实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