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19世纪末,围绕着兰普莱希特著多卷本《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不仅兰普莱希特本人身败名裂,他所倡导的史学革新也备受阻挠。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的缺陷、他对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批判否定,是引发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而争论的"半途而废"和传统史学的重新巩固也与兰普莱希特的妥协让步有密切关系。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于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引介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1908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过兰普雷希特主讲的多门文明史课程;2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对它多有介绍;30、40年代国内学界有更多的介绍及理性评价。透过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

20世纪末,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史学派在与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继续竞争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系列新史学流派的挑战。本篇介绍的是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之间的争论。联邦德国文化史学派既是西方文化史学派的支流,也是本国社会史学派以及大学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文化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争议围绕“社会”与“文化”两个核心史学概念展开。文化史学派的挑战在年轻社会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两大学派的竞争仍在继续,预言谁胜谁负,还为时过早。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文化形态史学析论

文化形态史学对 1 9世纪的“科学”史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也对2 0世纪的史学有开启之功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显在的欧洲中心史观到隐蔽的欧洲中心史观、从局域主义到整体主义、从“脱魅”到“复魅”、从单线时间观到多元时间观     

“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

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新史学的成功在于其新功能满足了社会的新需要。 2 0多年来我们一般着重于新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忽略了它所追求的功能 ,实际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为新功能服务的。这种新功能就是“理解” ,即各阶级阶层间、各国各民族或各种文化间、现在和过去间的理解。了解西方新的“理解型”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有助于展望 2 1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史学的发展目标。     

R.H.托尼与英国百年史学

R. H.托尼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知名史学家,但受20世纪中后期新史学思潮冲击和右翼史学家批判,他和他的著作逐渐淡出英国史学界,直到最近,托尼的史学遗产才重新受到重视。托尼的个人命运与英国百年史学变化相互映照,通过分析托尼所处时代和他对16、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以及英国新史学、修正派史学对托尼的抨击和21世纪新环境中托尼的“回归”,可以看出,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对下层民众生计的关注,以及所采用的宏大叙事史观和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

20世纪中国史学从世纪初的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到世纪末历史科学形态的确立,大致经过了历史是什么、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价值的探索等四个发展阶段,基本完成了历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任务。对这一进程进行总结,既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又能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浅谈鲁滨逊的史学思想

鲁滨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本文从史学的价值观念及其史学目的论、史料与历史真实性、历史的进步与广泛性、史学方法的多样性方面论述鲁滨逊的史学思想。其思想影响维持半个多世纪,在现代美国史学史上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功绩,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20世纪西方史学中两次性质不同的变革

如果对西方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粗略的归纳,那么大体可以认为,在这个历程中发生了两次较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发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新史学的变革;第二次是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从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的变革。同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波澜起伏一样,发展变动的不平衡性也普遍地存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承流变之中。以20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这两次变革而言,它们在内涵上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超越,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世纪末史学反思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反思的目的，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是为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刻意去创立什么“新史学”。雷戈先生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所谓“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其带有神定论色彩的衰退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初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此学派一反19世纪的史学传统,以崭新的整体史观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20世纪的西方史学以新鲜的空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其在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崇高地位。同时,不可否认其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缺陷。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