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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在1991年4月7日第三版刊载了《周代铭文铜鬲鼎》一文,其中提到该器物之“内壁有二竖行铭文‘春史正作宝彝’”六字,文章没有对铭文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该器物之第一字“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安徽望江唐“建元元年”八卦铭文镜

<正>1983年,安徽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在同心村文物普查时征集到一面铜镜,镜呈八瓣葵花形,直径21.5厘米,镜面微鼓,镜背半球形钮,钮外周饰八卦纹。八卦纹外饰三周篆体铭文。内圈铭文“建元元年五月五日广陵泰守河南侯造”,中圈铭文“花开鹤舞,月满鸿骞,龙门动色,人玉与言”,外圈铭文“洗持以照,华容散影,时开凤盘,花不籍龙,扬光淮”。     

羽阳宫鼎铭考辨

1973年,陕西省凤翔县长青公社马道口出土西汉铜鼎一件,上有铭文三组,分别记载了此鼎当时被移用的情况,为研究汉代郊祀和右扶风古地名、宫名等提供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刊登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一文,已作了报导和考释。这里再对器铭试作考辨。一、器铭内容及排列先后三组铭文都刻于鼎腹上部。联两附耳为界,分鼎为前后两面,其刻于前后一侧的有“郡邸鼎”和“羽阳宫鼎”两组铭文。刻于后面一侧的有“高唐”一组铭文。现按原铭行次释文如下:     

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_1主人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两座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有“汝阴侯”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漆器铭文中有“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纪年。《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阜阳双古堆西双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读了简报,获益颇多。但简报认为“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并认为“双古堆M_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新乡市博物馆藏“亚牧”铜爵铭文考释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的“亚牧”铜爵,其鋬内杯体上铸有的二字铭文,对于研究晚商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结合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亚牧”铜爵杯体上的二字铭文进行详细的考释,以深入探究其铭文的含义及此铜爵的历史价值     

淇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一面汉代鸟兽博局镜

河南淇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一件汉代铜镜,装饰有鸟兽纹、博局纹、十二地支铭文及三言诗铭文带,纹饰丰富,制作精良,品相完好,铭文及纹饰都有独特之处,丰富了汉代铜镜研究的实物资料。     

新郑发现一件刻款战国铜矛

1985年文物普查时,新郑县车站乡文化站李留英同志在本乡付庄村付群亮家征集到一件刻有铭文的铜矛。该矛系青铜铸造,通长15.5、身长10.5、骹长5厘米,重80克。矛身横断面略呈菱形,骹作直筒状,身与骹间有圆穿,骹末端略粗,銎口呈椭圆形。有中脊,中脊两边各阴刻一行铭文,镂刻刀痕相当清晰,经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郝本性同志考证矛上铭文为:十九年家子□□上库啬夫吏(史)□库吏高冶壳”(图)。郝所长鉴定为韩国都城所造。此矛的形制和吕不韦矛(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小校经阁金拓本》近似。铭文中的“十九年”,说明此矛的刻铸时间可能是属于韩桓惠王时期,况且该矛铭文中的“上库”与“左库工币”(师”、“右库工币”(师)、“武库”、     

战国铭文 大美在兹——中山三器铭文的文化艺术内涵

正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战国中山王墓葬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陶器、玉器等中山国文物。其中,有三件青铜器分外引人注目,这三件青铜器不仅铸制精美,且都刻有长篇铭文。三器上的铭文均有明确的中山纪年,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书法精湛,是战国时期青铜铭文的典范,被学者们并称为"中山三器"。     

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

近读《考古与文物》2006年4期《陕西投资策划服务公司汉墓清理简报》(以下称《简报》)。《简报》中对三面铜镜铭文的释读似有可商榷之处,现作如下补正。这三面铜镜分别为M37：15、N31：11、M31：12,见《考古与文物》2006年4期19页图一七,铭文各为八字。     

“中山三器”代表的文化同化

“中山三器”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三件代表性青铜器,分别为中山王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妾次圆壶。“中山三器”的器型构造独具艺术特征,既带有中原审美的特点,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融合之特征。其上的长篇铭文,承载了中原的儒学思想与天道观念。“中山三器”的器物特征及其所刻铭文反映了鲜虞白狄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产生的同化,代表了北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堪称我国青铜器珍宝。     

王子午鼎年代考

一九七九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二号墓内出土七件铜器,均有相同铭文。《文物》一九八○年十期发赵世纲、刘笑春同志文章(下称赵文),对铭文有很好的考释,只是没有明确铜器的铸作年代。本文据以做一点补充,续貂而已。铜器铭文,前有“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鼎,后有“令尹子庚”的慷慨文词,称此器为“王子午鼎”极是。赵文引《左传·襄公十二年》杜注:“子庚,庄王子,午也.”确认王于午即令尹子庚.又据《左襄十五》“楚公子午为令尹”,《左襄二十一》“夏,楚子庚卒,断定王子午鼎铸于襄公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一     

新发现的三件金、元权

在省流散文物管理部门征集的文物中,发现元代铜权二件;另一件金代铁权是内黄县群众起土时发现。权上均铸铭文,颇有历史价值。现介绍如下:1号铁权平面呈圆形,权底不甚平整,束腰,上体鼓圆,方环鼻,表面巳锈。权上铸阴刻和阳刻铭文:正面“十二年”,右侧铸阳刻“官”;背面“大定”。权两侧中间各有一道呈线状铸缝。底径4、通高10.3厘米,重850克(图一,图二)。此铁权是1982年内黄县井店村一农民在     

洛阳发现西汉有铭铜鍪

近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征集文物时,发现1件刻铭铜鍪,据传出土于洛阳北邙山西汉墓。铜鍪为侈口,束颈,圆肩,鼓腹,圈底,肩腹间有一对绹纹环耳,肩部饰凸弦纹一周。腹中间有垂直范痕。器身多处有垫片痕迹,外器底及下腹部有烟炱痕迹。口径13．2、腹径19．5、高16．5厘米,重890克,容水2560毫升(图一、二)。在铜鍪右侧肩部弦纹下横向刻有铭文两行,共10字:“今元年长信私官”、“左厨四”(图三、四)。前一行铭文字体较小,笔划较细,后一     

对秦《石邑戈》铭文解释的商榷

《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三年三期登载的《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一文,报导了宽甸县出土的石邑戈,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秦丞相李斯造戈,今仅就作者对铭文解释,提出两点商榷: 一:文章说,铭文中“左工”应与工师相同。此说不甚确切。兵器铭文所见之职称,除有工师外,还有“左工师”及“右工师”之职。左工师职名见于江陵拍马山出土铜戈,铭云:“三十四年村丘命燮,左工师誓,冶梦。”(《考古》一九七三年三期)     

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淳于右造”铜戈

1999年4月,在泰山虎山东路拓宽工程中,发现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出土1件带铭文的铜戈。此戈援长而狭,胡上三穿。内微上翘,上有一穿,内末端及下侧有刃。通长27.2、援长18.6、宽2.5~2.9,内长8.3、宽2.9厘米。穿右侧自上而下铸有“淳于右造”1行4字铭文(图一~三)。从“淳于右造”戈的形制、铭文看,应属战国中晚期的遗物。铭文中的“右”,应是铸造兵器的“右库”之“右”。齐国当时在都城设有左右库冶造兵器,下属小诸侯国亦设兵器冶铸库。从目前所发现的铜戈铭文中,已有“淳于左造”、“淳于右造”可证明。铭文中的“造”字从“舟”则为齐国兵器铸…     

三年大将吏弩机补释

《文物》2006年第4期发表的《三年大将吏弩机考》一文,原文对弩机铭文作了考释,认为“此弩机是战国末期赵国制造的……制作于赵王迁三年(前233年),此时正是李牧担任赵国的大将军”,是很正确的。但原文将隶定的“大将吏肢”,释为“大将军的吏属名(并支)”、“大将军李牧的属吏”,则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据铭文拓片,原文认为从“并”从“支”的“(并支)”字,其“并”旁最后一划应为泐痕,并非竖笔,并且第一横上明显为三小竖划(微斜),并非从二人的“并”字(可参晋玺“长饼”之“垪”字所从),而是“牛”字,故此字当释为“牧”。“吏…     

河北师范大学收藏的部分古代青铜器

河北师范大学文物室从50年代初开始征集文物,现将其中几件青铜器介绍如下。爵 1件。流较长,流根部置对称菌状柱,三角形尾亦较长。深腹,圜底,腹壁较直,兽首形鋬。三足,下部外撇。腹中部饰饕餮纹一周。一侧的柱至腹壁上铸有铭文:“白作父癸”(图四:1)。通高21.2厘米,重0.92公斤(图一)。该器为商末周初遗物。鼎 1件。敛口,平沿外折,口沿立双耳,腹微鼓,圜底,三柱形足。口沿下饰夔纹,间以圆涡纹,腹部饰勾连纹。鼎内壁有铭文“戈己”     

安徽望江发现一件八卦铭文铜镜

安徽省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中,征集到古代铜镜一件(见图)。经调查,是团山乡同心村群众在1983年从地下挖掘到的。铜镜为八瓣莲花形,面微鼓,半球形纽。直径21.5厘米。纽四周饰八卦图案,其外有篆体铭文三周。内圈铭文作"建元元年五月五日广陵泰守河南侯造"。中圈铭文作"花开鹤舞,月满鸿骞,龙门动色,人玉与     

九年将军张戈铭文补正

1973年4月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3号遗址出土了一批铜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已有报告发表于《文物》杂志(1982年第8期,第42—50页)。其中21:95号戈和21:107号戈铭文基本相同,原报告统释为:“九年将军张二月?宫戊六?”,对铭文内容未作任何探讨。笔者认为,该释文对几个关键字的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