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符合我围“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不存在刑事和解,但有关刑事和解的思想萌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实践应顺应国际司法改革的潮流,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衡平理念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被虚化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致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上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传统判例制度的历史承继与当代反思

判例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东西方司法实践中,判例制度不断演进反映的是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判例制度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见,言及判例即归于西法;言及判例法必谈及英美法系,殊不知成文法体系的进步离不开判例对规则的总结和完善。在当代司法体制改革纵深发展中,“同案同判”成了价值目标体系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环节。纵观历史,判例制度从西周开始萌芽,历经秦汉发展,至唐代改革,再经宋代以后判例制度的普遍适用,历经千年起起伏伏,但始终未曾消失。故,本文从历史承继和当代反思的层面中,就当代判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做深入探讨和研究。     

我国的司法能动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目前，司法能动主义的呼声在我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已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对其进行了探索。尤其在民事诉讼领域，司法能动主义的实践创新更为突出。但是，我国对于司法能动主义不管是理论上的理解，还是实践中的探索都存在很多争议。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探索不应该采取过于“能动”的方式，而是应该顺应中国的实际和特点，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的．缓慢地推进。     

明代武职“立功”考论--兼论赎例在明代武职中的行用

明代文献所见武职“立功”,其司法含义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洪武时期基本停留在传统的立功赎罪层面;从永乐初年始．“立功”便成为犯罪武职罚役赎罪的普遍形式;景泰以后,立功又发展为独立惩治犯罪武职的一种方式。武职“立功”在明代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及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与出路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普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存在立法缺陷,如证人保护的适用范围狭窄、保护机构权责不明、保护程序缺失等。只有从证人保护适用范围、保护主体、保护流程、保护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才能有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困境。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探寻高校内部重大疑难纠纷解决机制——引入人民陪审团制度理念

我国高校内部重大疑难纠纷主要通过工会下设的劳动人事调解委员会来解决,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并非有效途径且存在诸多问题;而我国司法实践中试行的"人民陪审团"模式,陪审人员参与一些特殊案件的审判,对案件的裁判问题发表参考意见,这种模式的引入在司法实践中有重大意义。为此,笔者借鉴"人民陪审团"的制度理念提出适用"人民裁判团"程序来解决高校内部重大疑难纠纷。     

人民陪审员制度与西方陪审制度在功能上的比较

陪审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国家一种古老的司法权公众化的重要制度,诉讼公正和司法民主是陪审制度存在的基础缘由和目标。在我国如今的法治进程中,陪审制度的不健全也是很明显的,亟待改革。本文着眼于陪审制度的价值功能,在借鉴两大法系陪审制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提出设想,期望有益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达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主动参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的目的。     

死刑适用标准研究

中国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贯主张并坚持＂保留死刑,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创造性地设置了死缓制度,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死刑标准的发展沿革,说明中国在严格限制死刑、保护人身权利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阐释死刑适用标准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立法和司法上的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刑事法治发展有所裨益。     

论知识产权中请求确认不侵权之诉

知识产权中确认不侵权之诉,在国外是一种通行的诉讼,在我国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案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新型的诉讼都存在广泛的争议。因此,结合民事诉讼的相关理论,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分析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法律性质、受理条件以及对这一案件的法院管辖权,对这类纠纷的解决应有所裨益。     

代表人诉讼检讨与群体性纠纷解决的未来走向

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应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需求,在合理借鉴西方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而创设的权利救济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立法技术较高的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的司法能力、司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处于"休眠状态",这一状态在现有的政法传统和司法惯性的作用下有可能还会持续。因此,基于现实的考量,中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在私力救济、行政干预、社会组织和律师介入等方面稳步推进。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到期后商标增值部分归属问题的研究 ——以A公司与B公司争讼案件为中心

商标使用许可制度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未给予充分重视.本文以2012年A公司和B公司关于商标增值部分归属问题的争讼案件为切入点,对保护商标增值部分的必要性予以阐释和说明,就目前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缺失和空白提供了解决思路.     

浅议滥用职权犯罪的因果关系

要确定某种行为为犯罪行为,首先就要认定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结果发生时,要求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滥用职权犯罪中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时,定罪处罚毫无争议,但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否包括偶然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相当复杂,若不正确处理,就会导致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或者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滥用职权犯罪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加强制度建设,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完善现行的刑事和解、不起诉、社区矫正制度,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张家山汉简“小爵”臆释

将小爵释为“有爵的青年” ,似嫌含糊 ;定为二十等爵中“公士至不更四个爵位”的“总称” ,即少史料依据 ,也与原始简文矛盾。小爵应是与年龄及身高有关的爵类 ,即未傅籍成人者占有的爵位。汉代占爵者一般是傅籍成人 ,两种情况导致未傅籍成人者占爵 :十五岁以上至傅籍以下者有服役立功受爵的机会 ;未傅籍成人的爵位继承人当被继承者死去时可继承相应的爵位。小爵存在与汉代的傅籍制度、力役制度、封爵制度和继承制度有关。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缓刑是有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在以往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以至于目前的刑事司法中很少判处缓刑。为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寻求问题的症结所在,以期最终比较圆满的解决该问题。     

从石解墓志看唐代的移禁制度

移禁制度是指将囚犯移送到其他地方囚禁的制度。该制在唐代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石解墓志所记郑丹移禁中牟狱一事,就是在执行移禁制度,而非换推制度,石解亦非本案法官。中牟县是移禁囚犯的中转站,最终目的地是汴州。石解私自化解纠纷的行为,折射出唐代社会中"无讼"胜于"听讼"的社会治理理念。唐代在执行移禁制度时,会根据囚禁机构有无司法审判权以及司法权的大小,将囚犯移送给具备相应司法审判权的机关。该制度不仅适用于上、下级机关之间,还适用于不相隶属的机关之间,以及流配罪犯之时。移禁制度被广泛使用,表明该制度在唐代司法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浅谈殴打特异体质者致死案件的法理解析——以黄某过失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有关殴打特异体质者致死的案件时有发生。但有关此类案件的定罪处罚并无统一的操作标准,理论的研究尚未完全成熟。笔者在本文中拟结合案例,浅谈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进行分析处理的思路以及建议。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缓刑是有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在以往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以至于目前的刑事司法中很少判处缓刑.为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寻求问题的症结所在,以期最终比较圆满的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