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使团出使欧美

日本明治政府为解决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于1871年12月派出以右大臣(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岩仓具视为首的遣欧美使节团(简称岩仓使团),在一年又九个月中,先后对欧美十二国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吸取了欧美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学到了迅速实现资本主义化的办法。岩仓使团归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北大核心CSSCI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彼得使团与岩仓使团西方之行的比较

俄国彼得使团的西欧之行(1697—1698年)与日本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1871—1873年),虽然彼此相隔一百七十四年,但如果将其放在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内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可供比较之处甚多。     

西乡隆盛“敬天爱人”与“征韩论”的矛盾统一

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敬天爱人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征韩论则是导致他下野继而与政府对立的首要原因,同时也被认为是其思想局限性的体现。     

论岩仓具视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改革家的演变

岩仓具视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中改革派公卿的著名领袖。岩仓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下级武士改革派结成了牢固的政治联盟。他们活跃在朝廷与倒幕阵营之间,巧妙地维系着朝廷与倒幕阵营的政治联系,起到了任何阶层都不能代替的历史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从封建贵族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史家们持有不同的评论。有的强调岩仓的保守性,有的又夸大其进步性。本文拟通过岩仓从封建贵族演变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过程的     

重返亚太,美国拉帮结伙

自去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所谓"重返亚太战略"以来,这一概念不断充实、丰满,日益清晰地浮出水面。对于该战略的表述,美国政府从最初的打造"亚洲小北约",到后来的"亚太转轴",然后又到不久前的"亚太再平衡",尽管措辞几经变化,但其内核和主张都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确保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主导权,从中获取巨大的战略和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明朝与日本“朝贡堪合贸易”及引发的“倭患”（下）

正明朝人沈德符在其著述中提道:"(日本)大抵来贡不过利中国贸易……故或逾期不至,中国亦不诘责之,正合来不拒去不招之义。"这透露两个信息:一是明代士大夫们也知道,日本对明朝的"朝贡",其本质是为了赚取贸易利润;二是明朝政府尤其是中期以后的政府"来不拒去不招",对于同日本官方的交流、朝贡堪合贸易并不太积极。这也是两国"貌合神离"的官方合作必定散伙的因素之一。     

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以《大学》《中庸》的“日本化”为中心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逐渐让位于"政治事功",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为日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克里斯玛”在日本——论一个外来文化范畴的翻译阐释运用

"克里斯玛"在日本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在解释时往往联系到马克斯·韦伯。那么,这一概念在日本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政治领域是如何运用的呢?根据韦伯的统治社会学,日本天皇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他们的神圣血统,就是"遗传克里斯玛",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他与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缺乏个人魅力与独掌大权的绝对意志,但他拥有"职务克里斯玛",这是"克里斯玛"统治的一种类型,政权创始人的后继者们都借此实现其统治的恒常化,因此其地位不会受到质疑,其行为不会受到挑战,麦克阿瑟在战后也是因为利用了这一点而保留了天皇制。     

梁任公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乡试.与其师康有为同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并称为"康梁"."公车上书"后,先后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及<西政丛书>.又主讲长沙时务学堂,鼓吹和推进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人京,参与"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持立宪保皇立场.1911年武昌首义后,初拥护袁世凯.袁欲南面称帝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又策动其得意门生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文学上主张文体改良和诗界、小说界革命."五四"运动后反对"打倒孔家店"口号.     

“亚太国家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

正2015年11月27—30日,由苏州科技学院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亚太国家发展道路: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奈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中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亚太国家发展道路这一主题,结合自身学术专长,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     

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

日本倭五王时代形成了以倭五王为"天子",包括了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南部这一"天下"的"天下观"。与当时中国的"天下观"相比,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对当时日本列岛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不会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正在斗争……今后任何问题都可能会导致自民党垮掉和政府更迭。日本需要一名强势领导者,以应对内政外交复杂局势。"这是在竞选期间,福田康夫最有激情、叫得响的一句口号,也是最受日本民众拥戴的一面旗帜,尽管这与他持重、温和的风格有些不一致。但日本民众最有感触,5年半的"小泉时代",让日本的内政外交几乎走进了死胡同。一年的"后小泉时代(安倍政权)",小泉政治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日本人头上。那么,福田能够带领日本民众走出小泉的阴影吗?     

抗战后福建难侨遣返问题初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福建华侨返乡避难,待战争结束之后,华侨普遍希望回到原侨居地重拾生计。由于战争破坏,不少华侨丧失经济来源,无力返回国外。"联总"、"行总"、国际难民组织和政府配合实行遣侨工作,分别在省内福州、厦门设立遣侨所,帮助华侨返回。经过身份核实、卫生防疫和国际交涉,难侨得以重返侨居地。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拒绝华侨,加之国内忙于内战,因此遣侨工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级绪巾”补说

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中的"纹绪巾",当释作"级(衱)绪巾",可能是一种用来覆盖在裾上用紵做成的蔽膝。     

浅谈伪满的“国民勤劳奉公制度”

伪满洲国的"国民勤劳奉公制",又称"国民勤劳奉仕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后期为满足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而强制东北人民无偿为其充当劳工的一种制度。该项制度的出台有其的现实原因,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日本侵华战争所面临的局势有一定关系,也与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劳务统治政策有一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