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这就是所谓的“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它引起了一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激烈论战,长达半年之久。这场论争,是近代文化史上颇引人注目的事件,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开头便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因此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重大影响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低潮后出现的。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论战,使人们对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明确了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等问题。在论战中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得到了锻炼,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尤其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据。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鏖战——1950～1960年代的台港文化思潮及其学术走向

纵览1950~1960年代台港地区的各种人文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为民族本位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思潮。此三种思潮,各有运作的主体和目标,其所触及的主题,既承袭了大陆现代思想文化界争端的某些余绪,复反映出新的历史特征,其内涵往往互呈纠结或冲突之状,由此引发了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激进主义的长期论战。理性地看,论战双方的理念虽势同水火,其实都包含着现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是表现上,未免各执一端。而两者在碰撞中展现的张力和得失,不但直接影响到台港地区的学术走向,也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在1923年2月至11月,中国反动思想界曾发生一场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即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次论战的背景如何、主要内容如何以及它的性质如何,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还缺乏全面的介如。因此本文拟根据上述诸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及读者。一、论践发生的背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由“自由競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是开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     

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

从1976年2月至1980年2月,英国《过去与现在》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继五十年代后的一次新讨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之间的论战。 这次论战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布伦纳的文章引起的。现根据这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分三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的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现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中亚的学术论战: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苏论战对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对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浅谈“科玄论战”的原因与影响

"科玄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爆发的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还与张君劢自身经历以及其和丁文江二人的关系相关。"科玄论战"继承了国粹派的因素,是对"科学万能"偏激思想的纠偏,且对随后30年代出现新儒家做出了铺垫。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论争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争论。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论战”,无论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影响。 近几年已有一些文章论及此问题,本文仅就这一“论战”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影响,作一补充性的论述。     

中西文化比较要有历史层次感

儒学所提倡的“忠”“孝”“仁”“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外乎旨在规定和维护一种特定的秩序,从而维护中国古代的家族共同体或者扩大了的家族共同体,因此,有人称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文化。这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压抑个性,漠视人的个体。就此点而言,西方的文化似乎恰好相反,它提倡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等,相对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而言被认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大概也不无道理。不过,需要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走上了一条以"西化"为主导的道路,无论在价值判断和研究视野,还是在史学理论、方法和专业术语的使用方面,莫不以取法西学为准。抗战时期影响巨大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却提出了另一种史学建设进路,其主旨包括:一、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当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形成本土特色,而不应简单以移植西学代替自己的创造;二、应继承发扬中国史学关注和参与现实的经世传统;三、强调治史当具通识,既要重视史料考证,也不能放弃史义探究。其史学理论与实践,尽管因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不完善乃至粗糙处,但对当时唯"西化"是从的学术建构路线显然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史学关系的考量和处置方式,无论得失,对于今日倡导融通中外的文化创新,都具有可贵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出了长达10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本次社会史论战开展评论,不少人从陶希圣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他的社会史观点经常改变,所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又缺少对于陶氏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分析,其做法是有违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科玄论战”缘起的另一种解读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一般谈到此论战比较忽略相关人事的交往问题,而"科玄论战"之所以在张君劢和丁文江这对朋友间不得已爆发,除了时代潮流的背景和两人的思维模式外,与两人在个性、师承及所受思潮的影响上的冲突,也有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