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力图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十年规划中的钢铁指标等问题,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等文件.会后,毛泽东连续写了三封信,提出要为召开武昌会议“先做思想准备”.     

破解党史悬案“鸡鸣三省”会议地址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鸡鸣三省”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不但纠正了我党当时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且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强化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鸡鸣三省”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云贵川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西北局漳县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西进错误

1936年9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肃后,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对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分岐,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在漳县召开了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许多论著认为它“纠正了张国焘企图西进的错误主张”,“张国焘分裂、退却的阴谋再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党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土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沉痛教训

一、“八·七”会议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转折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4年底),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时期。能否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地走出低谷的关键问题。“八七”会议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是重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左倾情绪也随之滋生和蔓延开来。它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唯成分论倾向,不加区别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并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罪于知识分子。中央指责:“党的指导机关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这种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犯错误

1978年秋,河北省的一次“人代会”上我有幸当选为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那年我二十六岁,这年纪从某个角度来说可属大龄青年,但在全省的131名代表中就是地地道道的“小字辈”了。由于“少不更事”,此后五年的五次会议当中我冒冒失失犯了两回错误。错误犯在这种场合,着实让人“心有余悸”。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是又酸又辣又麻涩。     

“李之琏反党集团”案始末(上)

1955年,文艺界相继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1957年,这两个集团的成员除舒群外,均被打入“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同年还揪出“江丰右派反党集团”。与上述反党集团有关联、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到处分的各有60位左右的文艺界人士。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周扬文集》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周扬为总结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所写的一篇长文,毛泽东作过很多重要修改。今天看来,该文很“左”,很粗暴,错误地点了许多文化人的名字。于是,在编辑《周扬文集》时就出现了争论。一种意见是不收,理由是,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已经平反,把这些旧账再翻腾出来,恐不利于团结;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作些说明,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应该收。周扬本人赞同后一种观点,但是,最终还是没     

周恩来和赵丹谈文艺需要民主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著名的“新桥会议”。新桥会议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6月6日晚,周恩来来到新桥饭店看望代表,在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个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个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已是老朋友,便问…     

端木对萧红是负心还是痴情

数十年来,文艺界甚至社会上都在指责著名作家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1912-1996,作家,1938年与女作家萧红在武汉结婚)是“不光彩的第三者”,是“负心郎”,端木对此却一直保持了沉默,既不自辩,也不与人当面争辩.     

庐山会议浅析

在1959年严重的国内外形势下,为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给我国建设带来的问题,召开了庐山会议,但因彭德怀为了更彻底纠“左”的一封信导致了会议主题转向,转向反右倾。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造成了重要影响,发人深省。     

中美会谈引发的“批周”风波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走后,发生了一个所谓“批周”会议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3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     

中美会谈引发的"批周"风波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走后,发生了一个所谓“批周”会议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3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     

一九五八年的河南教育“大跃进”（二）——教育工作回忆之一

八大二次会议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5月5日开幕的。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犯有右倾保守错误的同志,有些在会上作了检讨,有些受到批判。河南代表吴芝圃。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公开批判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河南代表团其他同志在小组会上也接连对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展开了斗争,揭开了河南全省批判“潘杨王”的序幕。     

日伪对南京文艺界的控制与利用

抗战期间，日伪当局对沦陷区中心城市南京的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等文艺界各领域实施“恩威并施”的殖民政策：一方面严厉取缔与镇压一切有抗日与进步倾向的作品，另一方面则大力扶植、支持奴化与软性的创作。本文全面展示了当时南京文艺界的概貌，对日伪殖民政策实施的后果及其用心作了分析与批判。     

关于田汉同志手迹的一点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荟萃在广西桂林。当时,我在桂林《大公报》作记者。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田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一年前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悍然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进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断送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七律》中的“今日危机同昔日,各抛心力起狂飙”两句诗,就是田汉同志对蒋介石反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力图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三)

“舒、罗、白反党性质小集团”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9月30日所作《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最后写道:“对其他犯有相同或类似错误的同志,责成他们在适当的党内会议上进行检讨,并根据情况作适当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