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中国大遗址 坚持前行和再回首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城市历史文脉的表达与传承——隋唐洛阳城“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大遗址的价值日益显现。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之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大遗址专项规划名单。“两坊一街”遗址是隋唐洛阳城大遗址的一部分。其保护展示工程以保护遗址本体、展现遗址格局和凸显历史文化为重点,同时兼具城市公园休憩、体验、娱乐、观赏等基本功能。本文以遗址保护展示为主线,以景观设计为辅,以遗址公园为载体,以城市规划为归处,就“两坊一街”规划前后概貌、遗址保护政策、规划原则、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阐述。“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不仅具有保护城市遗产,而且还具有营造城市休憩空间,打造城市生态绿肺,宣传城市历史文化等意义。以洛阳大遗址保护为契机,将“两坊一街”努力打造为兼具遗址保护、生态休闲、体验观光等功能的遗址文旅公园。     

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的趋势与展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综合运用CiteSpace、VOSviewer等科学知识图谱工具,对以“大遗址保护”为关键词的149篇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实证分析,将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研究划分为“基础保护”“实证探索”“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并从大遗址保护理论思考、大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西安片区整体性保护、大遗址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大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基于此,从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的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辨析思考,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大遗址保护规划:对象、使命和内容框架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系统统筹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性管理手段和政策纲领,具有系统整体性、综合协调性、战略引导性、控制约束性等特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对象是大遗址系统及其保护、利用、管理与发展等使用方式,决定了保护规划的愿景目标、架构体系及统筹协调的内容和行动计划。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理路是以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以保证大遗址安全为底线,以重塑大遗址空间保护格局、优化大遗址使用方式、推动大遗址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为使命任务,通过科学合理的遗址资源配置和空间优化,实现大遗址资源与人、自然资源及其他人文资源的共融共生,大遗址保护利益与区域发展利益的和谐统一。     

大遗址分类及其地理数据编码研究

“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100处重要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本工作基于大遗址保护数字化保护的具体需要,将大遗址进行分类,并将其与地理信息相关的数据进行编码,建立我国大遗址的地理数据编码标准,以期在大遗址保护中,对大遗址数据库建设和监测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     

践行“良渚共识”建设好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文由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良渚论坛形成的“良渚共识”探讨如何保护、利用西安大明宫遗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借鉴。     

浅议当前大遗址保护问题

自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宣布,从2005年起,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大遗址保护项目"以来,从大遗址项目库的建立、专项经费的设立、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的初步建立、相关规划编制、经费管理、绩效考核等办法的出台,到汉阳陵、金沙、殷墟、高句丽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的建设开放,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作在"十一五"头三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保护依然面临着人为和自然两方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十座城市的大遗址保护实践

西安：大明宫遗址遗址区保护改善民生 西安是我国大遗址集中分布的主要城市之一。其中遗址类国保单位14处,汉长安城遗址、大明宫遗址、阿房宫遗址、姜寨遗址和汉杜陵等五处大遗址列人“十一五”期间100项大遗址保护计划。     

精神万能意志论 还是实事求是唯物论——国外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研究评析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唯意志论”,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本文认为,“唯意志论”是一种值得商榷的观点,它缺乏对毛泽东意志观的历史性考察,它用晚年毛泽东的错误统摄其终生的理论与实践,并把错误理解了的和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依据。     

“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

“满洲假名”系1934年7月由伪满洲国大同学院教授曾恪提出的用日语假名表记汉语的文字方案,这是一个完全屈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时而生的特殊文化奉献。1940年由日本文部省所属机构付诸实施,意在取代注音符号,排挤汉字体系,后随着日本战败而消亡。“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的语言殖民政策的恶劣本质。     

盛世瑰宝奏华章 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纪实

2009年8月23日上午,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竣工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举行。     

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

清代的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同时出于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某些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特点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祖源传说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人们的族群认同。本文以巴蜀祖源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解读了其中传递的华夏认同、本土记忆、异族认识等族群情感及其产生的社会情境,并结合其他材料探讨了周秦汉晋时期中原华夏人和巴蜀本土人对巴蜀族群认同发展的三个阶段,旨在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文化整合与时空变迁相结合。     

《百苗图》传世抄本收藏情况概说

《百苗图》是清代绘画记录当时各地苗族的生产、生活、娱乐和习俗等风情的历史图册,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百”是概数,含多之意,并不是指有百幅苗族画图,也不是指有百支苗族。《百苗图》形象再现了苗族支系的繁多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百苗图》原本已佚,后世转抄临摩者众多,据初步查寻,目前在国内外收藏尚存的《百苗图》抄本、印本估计不下100种。主要收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各图书馆现藏,在海外如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图书馆也有收藏。     

The Measures and Materiality of Improvement in Irelan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evidence of Improvement thinking on domestic and social spheres. Taking the example of Ireland it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mprov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particular the widening application of reform to incorporate domestic, educational and moral concerns.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imposed on communities often by a land-owning class of differing social and religious origin, engendering socio-political tension still evident in Ireland today. Equally it was a period of new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betterment creating new class division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undervalued. This paper draws on work on a group of islands on the northern periphery of the country, wher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 that the reforms associated with the Improvement project were still underway well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甘肃炳灵寺171窟大佛本体病害调查及机理分析研究

炳灵寺171窟大佛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线路上重要史迹之一,在自然及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下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本文就大佛本体产生的各种病害进行详细的调查、分类与统计,并对颜料、泥胎及岩石的材质及其劣化机理进行研究和评价,旨在为大佛保护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两汉时期谱牒学概论

两汉时期的谱牒学在谱学发展史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原因在于这些学者认为只有私家之家谱、族谱才算是谱学著作。本文认为论述家族姓氏起源及发展的论著和论述帝王世系的史表同样是谱学著作。因此,《史记》等史书中的各类史表,以及王符、应劭等人专门论述姓氏的诸多论著便一同构成了两汉时期谱牒学的重要内容,且相当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