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

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原本共有9名机组人员,但在“九一三”事件,中只有4人在飞机上随林彪等人飞往绝路,还有5名机组人员并没有被告知登机,因而幸运地生存下来。机组成员的去有留原因何在?《“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一文的作者是林彪专机组成员之一,他回顾了当年亲历亲见亲闻,依据细节事实对此作出了分析和判断。     

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

关于林彪九一三坠机事件,曾有两种说法:—说是被打下来的,—说是空中先着火而后掉下来的。由于事涉高层机密而又机坠荒野,至今仍有人认为此事扑朔迷离,疑云笼罩。为澄清事实真相,原林彪座机副驾驶曾多次造访当时赴第—现场的我使馆人员,从现场情况及飞行专业角度作了详尽分析探讨,确认林彪座机失事的真实原因。请读《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文。     

“林彪座机”副驾驶谈256号的黑匣子

如今,人们都知道飞机发生意外事故时,可以从飞机的黑匣子上寻找原因。所以,关心“9·13”事件的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林彪叛逃所乘256号飞机的黑匣子在什么地方?黑匣子上的数据破译了没有等等,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我作为当年林彪叛逃座机机组副驾驶,虽亲身经历了林彪从北京调机山海关及仓皇出逃的过程,但我和其他四名机组人员却没有登上飞机,在关键时刻被命运之手从死亡的边沿拉了     

“林彪座机”机组人员的定性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近３０个年头了。至今,一翻到共和国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人们都不会忘记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 日,林彪乘坐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仓皇出逃,两个小时之后坠毁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机上９人无一人生还。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背叛祖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４名机组人员如何定性呢？ 凡是关心“９． １３”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问题。我作为林彪座机三叉戟２５６机组的９名成员之一,从林彪事件爆发开始,包括活着的５名机组人员的命运…     

“林彪座机”副驾驶员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

如今,人们都知道飞机发生意外事故时,可以从飞机的黑匣子上寻找原因。所以,关心“9·13”事件的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林彪叛逃座机上的黑匣子。     

林彪座机上有黑匣子吗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坠机事件震惊世界。长久以来,关于飞机失事原因一直迷雾重重,特别是有关失事飞机黑匣子的有无、去向问题,亦是充满种种揣测。解密黑匣子,成为解密事件的关键。那么,林彪座机上到底有没有黑匣子?《林彪座机上有黑座子吗》一文通过详尽史料梳理和专业技术分析,带您走近事件真相’视角新颖,见解独特。     

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256号黑匣

共 和国历史上的“９．１３”事件, 在人们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对年纪稍大一些的人来说,至今也不会忘记当年得知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突然乘飞机外逃时那种震惊。至今,林彪事件已过去近３０个年头了,可是,有关“９．１３”事件的许多说法一直在流传着,有的传说不但缺乏根据,甚至有些危言耸听。其中,关于林彪座机的黑匣子问题,其传说更是不着边际。 我作为当年林彪叛逃座机机组副驾驶员,亲身经历了林彪从北京调机山海关及从山海关现场仓皇出逃的过程,只是由于我和其他４名机组人员没有登上飞机,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     

1948年上海“舞潮”案:一场被遗忘的暴动

1948年初,灯红酒绿的上海滩突然发生骚乱,数千舞女冲入社会局,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禁舞大暴动”,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舞女风潮”。本文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这惊心动魄的场景。禁舞令:一“石”激起千层浪     

夏衍在逆境中的硬骨头精神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１日,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剧作家、电影组织家、报告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倾听了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血泪控诉。在最困难的时期,夏衍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电影界的“祖师爷”、“权威”、刘少奇在电影界的“总代理人”,是“离经叛道论”和“火药味论”的倡导者,是“日特、美特、中统和军统特务”,是“周扬反革命集团核心成员”。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５日关押了近１０年,右腿胯骨被踢断,锁骨被打断,并被打成便血。林彪、江青一伙对夏衍为什么如此残暴？原因之一是江青为了掩盖她３０…     

“九一三事件”中256号飞机是怎样从天上掉下来的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 2个小时后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草原上。30多年来,围绕 “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机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问题,众说纷纭,笔者作为该机的副驾驶员对此极为关心。下面我想以三叉戟飞机的性能与飞行的规律作为出发点,再结合坠机现场的实际情况,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林彪事件引发的“表态信”风波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专案组。林彪在北京和北戴河的住处全部被查封。在林彪住处找到的信很多,但涉及到庐山会议上老将们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却只有3封。分别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对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信件。从一封信的呈阅件上的签字不难看出,是当时经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从顺序来看,王良恩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他将来信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也是按程序上呈。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来时,周恩来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了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按理事情就此了结,王良恩将信退回林彪案件办公室存档。但此事引发的复杂情况还在后头……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 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

陈伟先生对《津关令》“涉马诸令”原简次序的重新编排,涉及到如何认识汉代律令的本格式,也涉及到对“计献马”、“马价讹过平论”等内容的不同理解。结合相关资料,西汉初“禁马出关”之令起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吕后时的《津关令》是其延续发展,但在汉帝时被明令停止执行。汉景帝时此政策又以“马弩关”令的形式出现,一直实行到汉昭帝时并最终取消。从整个实行过程的背景来看,这里的“关”主要指的是函谷、临晋、武关等内关,其扼制对象是关东的诸侯国,不涉及境外的敌对民族政权。     

我因质疑“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获罪

我一生经历过的最痛苦、最遗憾,也是最难忘的事,就是我曾因反对林彪把“毛主席的话”说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认为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搞形而上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干预、以肖力为领导的解放军报的决定,加上红卫兵小报的渲染,传播很广,当时和后来的一个时期,人们都以为我被打入了“死牢”,“永世不得翻身了”。我重新工作之后,报刊对这件事根据传闻曾经作过一些披露,但知道前因后果的人不多。好心的同志,特别是党史界的朋友们要我把它…     

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期,林彪被定为“副统帅”、“接班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馆悬挂着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讲解员称:“1928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云云。1971年,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参观该馆,提出意见,认为“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是‘朱、毛会师’,是朱德将军率     

“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忠于革命,功勋赫赫,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文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贺龙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桩大冤案。但历史最终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欲知详情,请惠阅《“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一文。     

辽沈战役中罗荣桓与林彪的三次交锋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的两位指挥员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誉为“珠联璧合”,同样,四野的两位指挥员林彪与罗荣桓也成了智慧、勇敢、胜利的代名词。罗荣桓一生中与林彪多次共事。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     

“好婆婆”——莫艾

把领导比作“婆婆”,这恐怕也是中国的一个“小发明”。在两三代人合居的家庭中,婆婆是“管理干部”。她要有管理才能,有领导艺术,有令有禁,有慈爱而不能如母亲般娇宠子女那样,有礼数而不能像岳母待婿般一味客气。而为儿媳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要在婆婆的指挥、教导下度过。这么一想,便觉得这个比喻,也入情入理。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随卫林彪重上井冈山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同年9月,他邀约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重游井冈山。林彪重游井冈山的目的何在,自有历史学家们评说。本文作者时任林彪“随卫”警卫员,记录下了这次重游的情况,是难得的“三亲”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