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金石证史

欧阳修编撰《集古录》一千卷,释文考事,编目跋尾,于史有补,于世有益。欧阳修金石证史,如证史之误、补史之缺、纠史之妄、考索典制、评议人物,扩大了史料来源,为历史研究开辟新门径。欧阳修据碑证史,唯实是从;由考史而论史,引古筹今,奠定了我国金石考据学的基础。     

说欧阳修金石证史

欧阳修(1007—1072)大胆疑古辨伪,在宋代疑古思潮中是先驱、开风气人物：而他用金石证史,扩大史料来源,为历史研究开辟新门径,同样具有开创之功。欧阳修金石证史的成果,虽经岁月流逝,却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今天我们历史工作所必须注意吸收的,本试对此略作探讨。     

欧阳修忠君误国

这是一桩历史公案。由于公案涉及一位颇受景仰的文化名人,所以历来很少有人提及。偶尔提及,也说得很客气。被涉及者谁?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怕后生笑”的欧阳修

《春渚纪闻》载“: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站之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示人。”直到晚年,欧阳文忠公还是这习惯。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地折磨自己?欧阳文忠公的老妻也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劝他说“: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难道,还怕有老师责备不成!)且不说这时的欧阳修早已功     

欧阳修与洛阳牡丹

宋代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牡丹专家。北宋天圣年间,他在洛阳任留守推官四年,后又多次来洛阳,深为洛阳牡丹所吸引,所陶醉。他喜爱牡丹,赞美牡丹,还精心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他在该书中把著名的洛阳牡丹品种、发展状况、栽培技术、风土民情等均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为“洛阳牡丹甲天下”美名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研究历史上的洛阳牡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颍州欧阳修遗族辨正

千百年来,欧阳修在致仕终老之地颍州(今安徽阜阳)留有遗族,是他第四子欧阳辩的后代的说法,代代相传,并征之于清道光《阜阳县志》记述,遂成定论了。然今有欧阳修第32     

欧阳修校勘学述论

作为著名文献学家的欧阳修 ,曾长期任职馆阁 ,对校勘者提出了见多识广、吃苦耐劳、博采精择、久任专一的条件和要求 ,见解精辟 ;校勘中信守“慎改”原则 ,采取阙疑、存异作法 ,为后世树立楷模 ;探索“文物校勘法” ,集录金石铭刻对传世古籍进行校勘 ,成果显著 ;校勘遍及四部 ,质量精审。欧阳修在校勘学史上应当占有重要地位。     

紫光阁建筑沿革考

紫光阁位于中南海西岸迤北,金鳌玉蝀桥以南。以我国国家领导人经常在此会见外宾而名闻中外。作为一处有近五百年历史的古迹,研究它的建筑沿革变化,是件颇有意义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国民经济调整

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国民经济调整同属探索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遭遇挫折之后,郑重地自省并自纠其缺点错误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调查研究为经济调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经济调整成为推动调查研究之风形成广泛深入之势的强大动力。调查研究和经济调整二者在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同时二者的实践还使全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理性传统,进一步证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党的各项事业的重要作用。     

《秦女休行》本事考

学者对左延年《秦女休行》的本事庶几无考。本文根据相关的史传、作家的生平,结合诗歌写作的特点和音韵学知识,推断出《秦女休行》的本事应为汉末桓、灵之际的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人而得以减死的故事。     

实事求是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心的探讨

是否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是判定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志,也是二者判然有别的分水岭。唯物史观不以任何先验的东西为前提,唯心史观则相反。凡是不遵循实事求是方法论原则乃至有意违反这一原则的历史观,毫无疑问一定是唯心史观,而绝非唯物史观。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去考察历史,符合过去人们所理解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本来所规定的意义和内涵,因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导致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更替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     

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迅速扩大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轻视史料与考证的缺失。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纠正,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史料及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阐述了理论观点与材料方法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研究的中国化。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谌湛溪先生名、字、号考证

根据胡适先生日记,对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谌湛溪先生的名、字、号进行了考证。考证为谌湛溪先生名立,字祖恩,号湛溪。     

《明史·礼志》人名考误五则

中华校点本《明史·礼志》中的李燧、李译、陈祖圭、吴桢、高元侃等五人之名,考之《明实录》等文献所载,《礼志》所载之名都是错误的。     

汉阳陵出土封泥考

汉景帝阳陵近年出土1000余枚封泥,这些封泥虽然大多数残缺不全,并且大量的印文相同,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封泥出土地点分别为帝陵陵园外藏坑[1]、罗经石遗址、东区陪葬墓、阳陵邑遗址,其中阳陵邑遗址出土数量最多,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李鸿章集外文考论

李鸿章系晚清重臣,其个人文集是学者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学术界全面深入研究李鸿章带来了极大方便。然因载籍甚众,全集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李鸿章的七篇集外文,兹加以迻出,并略作考述,以供再版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