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曾出现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调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做过介绍,但对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有关调查资料亦未得到合理的整理利用。本文收集相关档案史料,就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调查情况和成果做初步研究,分析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演变发展的情形,历朝都十分重视并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

文章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南边疆开发的战略思想、经济思想和人才思想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特征。在战国秦汉时期边疆开拓的战略思想和整体布局中,西南边疆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开发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应急性和随意性,但开发成就显著,这与西南边疆开发策略思想的正确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北南向协济的区域经济思想和以西南本土籍巴蜀人治理西南边疆的人才思想指导下所确定的开发方略和治边措施,就是充分依托战国以来200余年西南北部巴蜀的开发成就和资源,进行西南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     

浅谈汉代统治思想由道及儒的转变

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代替道家学说成为统治天下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封建社会探索时期的重要成果,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正统主导思想。儒盛道衰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和研究西汉前期统治思想的这一转变及其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

本文对清前期的治边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清前期一些传统的治边思想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明华夷之辨”的观念受到了批判;“以夷治夷”被“以汉化夷”所取代;“羁縻而治”的思想遭到了否定;从只求“夷汉相安”发展到了追求“长治久安”;对边疆屏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等。这些变化是对传统治边实践的总结,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边疆政策体系。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

本文认为 ,蒙古汗国是在兼并草原诸部的基础上 ,按游牧民族传统建立起来的 ,具有浓厚的家产制政治特点。这体现在国家分封制结构和汗位继承方式上。忽必烈虽然打败了阿里不哥 ,但作为全蒙古大汗 ,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全体宗亲的承认 ,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以及拖雷系内部的阿里不哥裔、蒙哥裔、忽必烈裔之间此伏彼起的斗争 ,也说明蒙古汗国分裂的事实。进而认为 ,元朝是从蒙古汗国分裂出来并经过扩张后建立的国家 ,与西方蒙古四大汗国建构历程相似。四大汗国与元朝并无宗藩从属关系。     

Tubo: An Administrative Province of China's Yuan Dynasty

DuringtheYuanDynasty(1279-1368),theCentralGovernmentdividedthewholeofChinainto12administrativeprovinces.TheywereZhongshu,Lingbei,Liaoyang,Henan,Shaanxi,Gansu,Zhejiang,Jiangxi,Hugang,SichuanandYunnanprovincesaswellastheAreaUndertheXuanzhen(Political)Counci…     

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

通过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以往学界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     

浅谈元代官吏休假制

元朝作为蒙古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其休假制既有沿袭前代,又有本民族特色。本文仅粗略考证一下元朝官吏丁忧守制、官员的休假、元朝官吏请假制、以及节日放假等。这些制度在前代既有迹可循,又有自身特色,体现了元王朝的双重性格。     

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在目前所见元代瓷器中,1964年保定出土元代窖藏最为精美,包括卵白釉、钴蓝戗金和青花三种。我们最近发现,这批元代高档瓷器可能是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和延祐六年(1319)。这个发现说明元青花源于元朝皇家艺术,蒙古统治者将蒙古和色目文化与汉地制瓷技术相结合,主导了元青花的创烧。元朝御窑厂浮梁磁局停烧之后,汉地工匠才主导元青花艺术的创作,明清时期这门艺术逐渐融入汉文化。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史北方部族表

<正>题记:明修《元史》无《部族表》。其后钱大昕作《元史氏族表》二卷。屠寄《蒙兀儿史记》有《蒙兀氏族表》、《色目氏族表》各二卷之作;柯劭忞《新元史》有《氏族表》二卷之作,用力皆在详少数部族之世次,而不及全数之搜罗。爰仿《辽史》,作《元史北方部族表》,尽列其时活动在北方之诸部族而稍作考证说明,治元史者或亦有助焉。     

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

元朝版图辽阔,其军事戍防体系由中央宿卫制和地方镇戍制组成。元朝戍防对象,对外有西北诸王、沿海日本海盗、安南、占城、缅国等反抗势力;对内主要是镇遏江南南宋残余势力及边疆地区各部族。作认为,稳定统治要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元朝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虽曾尝试以实行汉法来解决问题(即所谓治),但统治过于迷信武力,一味镇压,最终导致元朝统治崩溃．     

《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

本文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古律例》蒙、汉文版本 ,以及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情况。探讨了与《理藩院则例》相关的问题 ,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则例》 ,而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 ,《理藩院则例》撰修于嘉庆年间 ,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     

元代青花瓷器识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对有关元代青花瓷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彩及制作工艺等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是鉴定元代青花瓷器的关键。另外.了解并熟悉元代青花瓷器的仿造情况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