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钱庄动荡衰弱的原因初探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战乱、贸易逆差、外国在华金融势力和金融风潮的影响,加上其自身的弊端,晚清时期的钱庄经营动荡不定,走向衰弱。     

晚清钱庄动荡衰弱的原因初探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战乱、贸易逆差、外国在华金融势力和金融风潮的影响，加上其自身的弊端，晚清时期的钱庄经营动荡不定，走向衰弱。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钱业风潮原因论析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接连发生钱业风潮,除了全国性一般原因如钱业自身弱点、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白银法案及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财政经济政策影响外,还有浙江比较特殊的原因.中国蚕丝业的惨落和上海金融风潮直接引发了三十年代浙江的钱业风潮;浙江银行业自1927年以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31年以后与整个经济不相协调的畸形发展,也是引发浙江钱业风潮的重要原因.     

咸丰年间福州的＂铁钱风潮＂

清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福建省城福州爆发了一场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潮。当时福州府的百姓全城罢市．冲击闽浙总督衙门．殴打退休尚书,请求罢用铁钱,平抑市面物价,一时震动全国,此事件甚至被收录于《清文宗实录》。引起这场金融风潮的“罪魁祸首”竟是原本不起眼的铁钱,故而史称“铁钱风潮”或“铁钱事件”。     

从曹操墓看曹魏薄葬风潮

在秦汉帝王“厚葬”“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曹操作为乱世英雄却选择薄葬。曹操高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广为人知,并引领曹魏时期乃至魏晋时期的薄葬风潮。曹操生活中尚俭戒奢,死后丧葬从简。将考古发现与史籍所载结合起来,研究曹操在薄葬风潮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窥探薄葬风潮,意义在于丰富中国古代葬制、葬俗。薄葬作为曹魏时期兴起的丧葬方式,虽然之前已有薄葬思想,但作为制度大规模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薄葬风潮为我们研究社会礼俗、丧葬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震惊官商两界的橡皮股票风潮

１９１０年７月中旬,上海钱庄业爆发了极其轰动的“橡皮股票风潮”。这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几个钱庄风潮之一,对当时上海金融界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无风不起浪。橡皮股票风潮的发生,起源于一个纯属虚构的“投机”神话。至于这一神话的由来,时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则变得更为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有以下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较为流行：一是说１９０８年时,有个西方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橡皮股票公司,发行股票;并四处大登广告,宣称橡皮事业将来前景美妙,必定可大获其利。不少中外商人均被此人的一面之辞所…     

20世纪初天津的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

20世纪最初的十年 ,天津金融市场接连发生六七次金融风潮。这些金融风潮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和背景 ,但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在天津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业基础的脆弱 ,金融制度的混乱及制度变迁的滞后。面对一次次金融风潮 ,天津官商共同寻求应对策略 ,但更多的是针对性的对策 ,而较少具有根本意义的制度性建设。这一切都表明天津金融市场面临这样的变局所显现出的明显的不适应     

抢购

1988年,国家取消价格双轨制,物价开始上涨。当时出现了抢购风潮,时常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的景象。     

1945—1947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

抗战胜利后,秘密社会势力已渗透到社会各界,作为一种社会的边缘势力,秘密社会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力争融入主流社会。1945—1947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就是它们力图政党化、合法化的具体例证。一些有秘密社会背景或以秘密社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人为制造的。它们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闭口不谈"政治民主化",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们企图从内部混入革命阵营,捞取政治稻草,达到最终破坏人民革命的目的。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上的彻底覆灭,它们也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政治殉葬品。这些政党虽然混迹于第三方面,但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是有所区别的。     

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

发生于1928年6月,结束于1929年6月的北平大学区风潮,是一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发的学界反抗运动.该风潮的发生与南京国民党政权改革教育的举措密切相关,诱发此次风潮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大学区制度在北方之实行.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1952～1954年湖北省农村私人借贷的历史考察

私人借贷在全国解放前一直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从1952～1954年湖北省的调查材料来看,由于经济落后、家庭经济弱小、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现代金融体系等原因,农村的私人借贷虽受到抑制但仍有一定的发展,与解放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私人借贷形式较为简化,利率较低,功能上也以互助互济为主.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和农村信用社等现代金融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私人借贷的空间,但并不能完全替代私人借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农民融资途径与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压缩了高息借贷的活动空间。     

1946-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

194 6- 194 9年间 ,国民党政府为内战需要 ,加紧控制侨汇业。但是由于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剧烈 ,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人民财富 ,采用不合理的外汇汇率政策 ,因此引发大规模广东省侨汇逃避现象。海外华侨汇往广东的侨汇纷纷通过外商银行、民营侨批局、钱庄、银号等机构流入黑市 ,使国民党政府外汇收入大量流失 ,财政困境更无法解脱。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所需的时间、具体的过程有着较大的区别。上海私营金融业曾两次组织对生产与其他经济事业的联合放款,此外规模较大的银行较早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数十家中小行庄公司则通过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并逐步过渡到两个联合总管理处,实现了从业务到人事、财务、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管理,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大银行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政府对上海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金融机构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是符合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实际的正确之举,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     

新中国华侨捐资兴学政策演变及其特征

受私有制、资本主义及外资利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困扰,也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侨情等客观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华侨捐资兴学政策一波三折。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级政府才正式出台了鼓励华侨捐资兴学的政策,之后这些政策又因种种原因,在实践中未能持续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华侨捐资兴学政策重新步入正轨,并体现出注重保护捐赠人、制度化特征明显、地方先行先试等特点。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Bankers Are Stingy？＂ Re-Examining Stock Exchanges and Public Debt in Prewar Shanghai （1920s-1930s）

This review article surveys new studie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It analyses the nuances that we find in these recently published studies and how those might improve our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ra,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link between fiscal revenue and stock-exchanges. First,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reats the evolution, beginn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f Shanghai＇s segmented stock ex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wider global currents. Section two reprises the still common notion that heavy domestic borrowing by the Nationalist （Kuornintang, or GMD） government in the 1920s-1930s forestalled industrialization. Section three discusses at length the degree to which Chinese banks in that period may be seen as merely a GMD conduit of borrowing. Chinese banks were probably more conducive to Shanghai＇s industrialization than is usually acknowledged, and they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stabilizing China＇s monetary environment well beyond their perceived focus on managing public debt. But more evidence needs to come to light, and this article sets out the areas in which future research might advance our knowledge. The conclusion will underscore how the various findings of scholars might, as a whole, remould current conceptions.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从经济、政治、思想诸方面对上海私营金融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三反"五反"中,私营金融业业务情况急转直下,传统市场迅速萎缩;资方受到极大的震慑,从业人士思想动摇;同业组织边缘化,无法正常运作."三反"五反"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金融业由私营向公私合营转化的进程.上海私营金融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以郑州市为例

劳资协商会议是党和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重要制度,它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基本原则,对调解劳资关系、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中央和河南省的指示精神,1950年,郑州市积极设立劳资协商会议,为私营工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五反”运动后,郑州市的劳资协商会议对缓和劳资关系、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