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奥多里特《教会史》的史料来源及其功能探析

提奥多里特是公元五世纪著名的教会学者，但其史学作品却少有人关注。通过考察其代表作《教会史》,提奥多里特将构建“信仰正统”的历史合法性作为根本的创作目标。他偏爱貌似权威真实的一手史料，以此增强全书叙事的说服力。行文中，他有意取舍和编排多种原始文献，从神学与世俗等不同角度说明了《尼西亚信经》自始至终的正统地位。同时，借助史料原文前后的明确论断，他进一步引导读者强化“正统”与“异端”的善恶对照形象。随着以《尼西亚信经》为基准的教义信条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国教”,提奥多里特也通过书写历史的方式解释了官方信仰，回应了现实中的思想争论。     

谈实物史料的鉴别和运用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浩如烟海。正因为如此,各朝史家都较注重史料的考订,其中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比前人更为突出。近世的陈寅恪、陈垣等著名史家,都是在文献史料学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师,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创举：陈寅恪先生重视私家著述的史料价值,倡导以诗、文证史,认为史料的真伪是个相对的问题,善于从别人眼中的“废物”堆里找出可贵的史料,他不仅重视校勘和辨伪,更致力于探求史料写作人的原意和其所记事实的可信程度~[1]：陈垣先生在校勘学研究中提出的“四校法”,有关年代学的著…     

《史通》的求实精神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这里所说的“史”,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而是史学,是史学家根据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种种史料而编写出来的历史著作,是史学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整理,用文字的形式,使已经逝去的历史再现于今日。其目的是“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如何     

历史教育的哲学思考

天下万千学问,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都有个思想统领其间,这个思想就是哲学思想。历史教育也不能例外,小到对一个人物的看法,大到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内中都包藏着哲学思想。按中国史学的传统,历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思是要探求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贯通古今人事的因果变化。“天人之际”是一种横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纵的,在纵横关系中去发现历史变化的法则或规律,从而成“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中,必然要反映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哲学思想。崇尚天意史观的,赋予历史     

《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代内府编纂的第一部大型类书,也是以铜活字刷印的宏篇巨著,它在图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古今图书集成》,国内外学者十分珍视,并有不少人撰文对它进行研究和评介。但限于条件,有些问題一时难于搞清,因而有关该书的基本情况至今众说不一。本文就有关问題结合所见到的史料做些考证和情况补充,供研究参考。     

张申府：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在浩繁如烟的史料里,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这可能是历史的记忆出了错误,因为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在哲学界,他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也是第一批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以下是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对其一生的点滴回忆——     

中国最古老的重量单位“ ”

中国最古老的重量单位“”●邱光明“”是中国最古老的重量单位，古今学者多著文论及。但字字源、读音、字义、它作为计量单位实际应用的情况及其单位量值等又都存在不少疑义。例如“”与“爰”是同一个字还是“判然二字”？它们分别代表哪一种重量单位？一的重...     

张申府：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在浩繁如烟的史料里,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这可能是历史的记忆出了错误,因为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在哲学界,他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也是第一批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以下是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对其一生的点滴回忆——[编者按]     

重温历史 勿忘国耻——评《日伪政权的金融与货币图说·伪满州国卷》

一九三一年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 ,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并于次年三月九日炮制出一个所谓的“满州国”。日本帝国主义为战争所需 ,一直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 ,以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 ;在扶植伪政权的同时 ,也设立伪政权银行 ,进行金融搜刮和经济统制 ,并发行形形色色的货币、债券、彩票等 ,这类票证现被统称为“日伪票券”。一直以来 ,中外学者对日本侵华时期发行的“日伪票券”都进行过不少的研究 ,也出版了很多书籍 ,但真正能够将史料与实物予以充分结合 ,完整反映历史的专著却十分少见。其因在于文史方面的学者大都只侧重史…     

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正>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古史重建的社会学路径——读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正>自史语所建立以来,以考古学方法寻找“新材料”,从中梳理出可信历史,是古史重建的通常办法⁽(1))。不过,“新材料”仅是与“旧材料”相对而言,过去没有见到的史料,本身不等于新的智识。所谓史料,总是人的产物,人必处于特定的集体现象中。观看史料时,学者必怀有对集体现象的理解,方可使其不失为人产生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学者也可修正自己的理解。故在新材料的喷涌及考古学方法⁽(2))的发展外,古史重建运动的新意,还应体现于对社会的新理解,如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所云“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金文女性称谓中的古姓

周代金文的女性称谓中大多嵌“姓”。所谓“姓”,即姓氏合一之前的古姓。考察金文女性称谓中的古姓,对于周代历史、女性生活、中国姓氏研究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古姓及有关问题,倍受古今学者关注。近现代学者将甲骨金文资料应用于古姓研究,     

研究视角与史料--"查士丁尼瘟疫"研究

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判断。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注意,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大多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     

《中国抗日战争史稿》评介

无论是从中国史研究还是从世界史研究来说,我们都需要一部甚至更多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也不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来说,都需要我们中国人撰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8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龚古今、唐培吉主编),正是一部这样的学术专著。 这部《史稿》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及其它单位学者的集体著作。抗日战争是一幅内容无比丰富的历史长卷,作者主要从革命角度,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尤其侧重于中国抗日战争重大政治、军事问     

十年研修萃成宏篇--读《当代江西简史》

《当代江西简史》是江西省委组织众多学者用十年之功纂修的一部史著。十年磨一剑,这部史著当属镆铘式精品。 当代人修当代史固然有史料易得等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类的困难。而该著扬长避短,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画出站立起来了的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战胜各种困难,迎来“江花江草处处鲜”的历史画     

古史研究中的史料、理论和方法问题

我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已四十余年了,虽然“皓首穷经”,成绩甚微,但多少获得一点经验教训,即使不是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象一个人走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回头看看过来的路子,哪里是走对的,哪里是走错的或走了弯路,今后应该怎样走,这些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倘能因此引起读者的批评,就更加有意义了。史料史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载,我们研究过去三、四千年前的商周史,离开考古史料,文献史料,民族调查史料,就几乎无法进行。但无论那种史料,都有年代,真伪问题,还有理论和方法问题,从前学者只注意年代、真伪问题,而忽略理论和方法问题,认为年代、真伪     

历史·历史真相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这是个大题目，本该由大学者去做；这也是个老题目，似无再言说的必要。但学习、披阅、研究了２０多年的历史，亲眼目睹、亲耳所闻历史学界（此处“历史学界”乃泛指，包括一切与历史、历史研究有关的人和事及有关著述）种种光怪陆离之“奇谈怪论”，在困惑、不解之余，在振聋发聩之际，自己也有一些肤浅之见，也很想给大家谈一谈，共同探讨探讨，如有不妥和冒犯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教。近年来，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翻案风”、“重写风”（包括文学史、思想史等）。我们应当承认，随着一些新的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需要重新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的关键是，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学术自由”的旗号，为了自己能够“一鸣惊人”，不顾基本的史实，不顾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肆意地“标新立异”，毫无顾忌地抛出一个个所谓“新说”，甚至颠倒黑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歪曲和编造历史。这种“大胆”我们实在不敢恭维，这种“学风”也实不足取，理应受到批评。在此试举几例：甲午海战军临阵脱逃的方伯谦在其后辈的积极努力下，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热心参与下，对早已有定论的历史进行“翻案”，声称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历史“冤案”，声称方伯谦统...     

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

关于秦桧归宋 ,虽无详实的历史记录 ,但一般史家都认定是作为奸细由金人纵归。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秦桧是逃归宋朝。本文对此进行商榷 ,认为研究历史忌讳孤证 ,尤其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 ,持此说者仅以陆游《老学庵笔记》为证 ,而回避其他史料与论证 ,在运用史料等方面也存在问题 ,因而不能令人信服。     

读《西周封国考疑》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但长期以来 ,西周史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二 :一是史料较少 ,二是异说太多。西周史方面的史料 ,传统上以《书》、《诗》为主 ,其次是《左传》、《国语》中的相关记载。制度方面 ,多赖东周秦汉之礼书及诸子之言。近人幸得目睹地下出土之西周墓葬、器用、文字等考古资料 ,始得突破藩篱。学者论及西周史事及制度时 ,不但文献阙如 ,且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利用亦有相当难度 ,遂不免疑义纷纭 ,聚讼难休。西周王朝以“礼乐文明”闻名 ,为后世儒家文化发展提供了沃壤 ,但一般人说到它的文物…     

《授时历》对天再旦、天大曀的年代问题研究

中国历史时期尽管有百余种历法,但由于采用经文体例,在目前实用性较差,难于掌握,即使专业学者也不例外。“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记录出自古本《竹书纪年》,今本则为“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即位天再旦于郑”;“天大曀”史料亦源于古本“(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语。“天再旦”和“天大曀”发生的年代问题曾引起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