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涉及“春秋决狱”研究评述

台湾学者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是研究“春秋决狱”的一个独特视角。在笔者看来,以陈顾远、戴炎辉、高明士、龚鹏程等为代表的这些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没有把“春秋决狱”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因此,我们在研究“春秋决狱”时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不能忽视。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百年来的"春秋决狱"研究评析

百年来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成果卓著,学者们为此而付出了不懈地努力。笔者收集这些零散的学术观点和相关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对其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意在为以后的研究选准突破口,奠定良好基础。     

“春秋决狱”一词考

"春秋"一词的历史变化对"春秋决狱"有什么影响?《春秋》一书的相关内容对于"春秋决狱"有多大影响?"春秋学"的发展变迁又为"春秋决狱"的产生了提供了怎样的借鉴?循着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较为深入地考量"春秋决狱"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可以为深入研究法律儒家化提供历史资源。     

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历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其特点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法律依据,其实质是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将法律儒化。春秋决狱给中国传统化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章探讨了春秋决狱的实质及起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它给传统化造成的危害。章认为,要使中国法治走上现代化之路,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传统化。     

春秋决狱法律内涵的重新审视

形成于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司法裁判方式。它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决狱重视法律原则,注重法律的主观因素、法律的灵活性和法律适用的社会基础,它所蕴涵的司法价值和理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台湾和香港学者的“春秋决狱”研究

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对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成果,本文对此做了学术梳理和学术述评。以此为依据,文章提出,他们的学术研究,代表了当今＂春秋决狱＂研究的较高水平;特别是台湾学者的联合攻关,更值得称道和借鉴。     

百年来“春秋决狱”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百年来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成果卓著。学者们不懈地努力,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收集这些零散的学术观点,进行归纳整理,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无疑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相较而言,董仲舒一直是法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其为"春秋决狱"的开创者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认为,董仲舒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他只是汉代"春秋决狱"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重要实践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大力推动者之一。不仅如此,从与政权的紧密程度看,他对"春秋决狱"的直接影响甚至比不上公孙弘。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举制度。“中正”是“九品官人”过程中具体负责对士人进行察访、品评、定次的最基层组织。九品官人法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州中正、郡中正、县中正。曹芳时期,各级中正始有大、小之分。中正在“访举”士人的同时,还有表率乡里、敦行教化、化民正俗之责。中正是非专门性的、地方性的组织。除中正之外,实施“九品官人”的机构还有司徒府、尚书省吏部和中书省。它们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学界将“九品官人法”误称为“九品中正制”,因而夸大了“中正”地位作用,严重影响了对该制度的正确认识,应该予以纠正。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