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浅析胡适的社会改革思想

辛亥革命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动摇封建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儒家思想阴霾依旧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为了打破旧传统、旧观念对广大国民的思想禁锢,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有志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本文试对胡适的社会改造观做一简要的分析。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堂,并逐次出版其学术著作而为学界所知之时,其作品内涵非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亦且与专业史学毫无牵连。身为黄侃在北京大学的授业弟子,又是顾颉刚之同窗挚友,范氏是受到胡适和梁启超所提出之典范引导,以致逐渐向整理国故运动靠拢,而其早期著述也在当世被视为整理国故之一环。此一隐没不彰的案例可以体现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内涵之复杂性。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胡适与实验主义史学新探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西方学理输入中国的主要先驱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者之一.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史学及吏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

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是产生变革思想的基础,而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军政人士和一大批青年学习是传播和实践变革思潮的主体,少年贵州会和学联贵州支会的活动则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的变革思潮及其特点。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史学研究创新之作——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简称“《成立》”)一书由社会科学献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后,已有陈桂《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徐宗勉《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     

胡适与1930年代北京大学的改革与纷争——兼论林损辞职事件

胡适在1930年代参与北京大学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纷争.特别是在1934年因北大国文系教授林损"请辞",竟让胡适集谤汇讥.事实上,胡适透过具体建制里的人事择汰以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及学术之发展,固有争议,却是理有应然.     

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

在各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启蒙运动”说无疑是最为常见的比附之一。事实上,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种比附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但是,并不能简单地把“启蒙运动”阐释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案”。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的。而且,五四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决定了用“启蒙”来描述五四历史认识主体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阐释出的“启蒙”内涵的丰富多元性。     

五四时期胡适自费资助林语堂留学考

五四时期,林语堂留学美欧,胡适确曾自费资助过林语堂,但数额甚少.实际上,资助林语堂留学的主体仍为北京大学,林语堂所获资助的大部分属于北京大学的公款.林语堂晚年关于此事的回忆存在重大失误,亟待纠正.     

教会大学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以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运动为个案的考察

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热潮,各地的大中学生都汇入到这一运动中.本文以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运动为个案,考察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与互动调适,以及教会学校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     

"不容异己"别有所指:"人权运动"前胡适在上海

在胡适研究中,对1927年至1930年胡适居留上海期间的考察,研究者们往往聚焦于胡适在"人权运动"中的表现,进而认为,胡适甫一回国即陷入到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纠葛当中,而忽略了"人权运动"前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因此,友人劝阻胡适归国的陈述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引证为胡适回国后处境的写照,以为"人权运动"预热。实则这些陈述掺杂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不足为胡适回到上海后的情境预言。与此相对,"人权运动"之前,回到上海的胡适与部分教育界、文艺界知识分子发生了颇为激烈的明争暗斗,而胡适也"知机"地作出了应对。准此而论,此期胡适在上海被"不容异己"(1),其主体当指某些的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而非国民党或国民政府。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

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辅以相关档案、报刊资料,尝试跳脱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揭示胡汉民等人在尴尬境遇下的矛盾心情。1934年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