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频繁而大规模的内部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强制迁移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这样的移民状况加上其他复杂因素,决定了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既无土地也无人民。如十六国的侨置,多与"虚设"无异;至于北朝的侨置,则不外以下几种情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考证与研究,既要具备与东晋南朝进行比照的观点,其研究难度也较之东晋南朝为更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淮河流域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阶段,尤其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还存在着边境互市和以流域为中介地的聘访换货的贸易关系。商品交换媒介是谷帛、钱币并用。从总体上看,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但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淮河流域城市的经济成分明显增长。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新疆佛教文化与民族演变关系研究

受民族大迁徙运动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新疆历史上众多民族角逐争衡、多种宗教文化争奇斗艳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宗教文化以佛教文化为主。本文在分析当时新疆佛教文化特征和民族演变特征的基础上,着重就佛教文化对民族演变的影响以及民族演变对佛教文化的影响作了探讨。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     

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

南京江宁出土的刘宋罗健夫妇、罗道训三方买地券,为研究六朝建康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释读、考证券文可知,罗健与罗道训为父子关系,其原为堂邑郡高山县人,后南渡过江,著籍南徐州南彭城郡。东晋末年,罗氏父子追随刘裕代晋建宋,活跃于刘宋政治中,由此迁居建康周边,买地营葬。罗氏家族的活动是晋宋之际建康周边社会变动的缩影。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河南唐代白釉彩瓷探析

在两晋青瓷点彩与南北朝、隋代白釉陶瓷加彩技法的基础上,河南唐代的白釉彩瓷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对宋、元时期烧制白釉彩瓷以及各个名窑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

辽、宋、金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许多民户通过多种渠道迁移到邻近的高丽。高丽针对中国移民的接收与遣还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制定了相关规定。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按照集团聚落居住在归顺州等移民州县里。他们努力耕耘、辛勤劳作,承担居住国的租税和贡赋;传播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文化,为高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古代东亚移民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动紧密相关。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还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     

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

2009年2月～2010年9月,在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洛阳段共发掘古代墓葬177座,主要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唐宋时期墓葬,其中ZM44为2009年4月在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服务区东侧调查钻探时发现,墓葬位于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此墓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北侧室、南双侧室、后室等组成,为多人合葬墓。因盗扰严重,出土器物较少,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金银饰等。其中出土的"曹休"铜印应是墓主人的私印,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此墓的年代应属三国时期,墓主人为曹魏名将曹休。     

四、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中国史料为中心

Adopt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nd the “ethnic awakening” theory of Konan Naito,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early formation of East Asian states such as Koguryō, Paekche, Silla and Wa during the 4^th and 5^th centurie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order within the East Asian society shaped by the enfeoffment of the Ea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y using Chinese sources. It argues that the cultural influence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omoted the ethnic awakening of East Asian peoples, and during the turmoil periods of the Wei, the Jin, and the Division Era these ethnic groups leaped rapidly in their roads of state-formation. The enfeoffment system of the Eastern Jin played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and therefore set up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