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

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蒋介石分别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是整     

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惊心动魄的最后时刻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调集30万人马,亲任“剿共”总司令,于6月22日下午窜抵南昌,坐镇指挥第三次“围剿”。7 月1日,蒋介石向“围剿”军下达总攻击令,各路国民党军长驱直入,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从1934年10月起,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被迫离开瑞金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早年曾参加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谴,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军事顾问,中央军事“三人团”的主要成员。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中央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军力基础上递增到40万人,对中央苏区连续发起了4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以非凡的韬略和英明决策,领导苏区军民英勇奋战,接连4次克敌取胜,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这4次反“围剿”战争,若有一次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岌岌可危,难以存在,每一次反“围剿”都是...     

关于东方军历史的探讨

一九三三年夏季,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把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一方面军)分割为二,相继组成了东方军、中央军两大部分。其中,以三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奉命远征福建,以后又回师江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斗。东方军的战略行动曾对当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一文的不同意见

贵刊1999年第2期发表了毛磊、罗辉权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的文章.笔者很快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作者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读毕该文,笔者不能同意该文作者所提出的“六次”观点.其理由是必须界定中央红军、红军主力或陕北红军称谓的差别,弄清楚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红军长征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1933年秋,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了百万大军,200驾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更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红色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1934年4月10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因寡不敌众,在伤…     

红军时期的“AB团”事件

在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在中国的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神秘”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     

李竹如与白色恐怖下的《文化报》

1936年,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时,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公开出版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文化报》。报头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下面印着：“中宣部登记证中字2872号内政部登记证警字5706号”。先后参与这张报纸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总共不过五六个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动派对地方政制的变更及其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的进攻,不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且喊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口号,进行残酷的“政治围剿”。兹将反动派在“政治围剿”中具体表现在它的地方政治制度中的变化,及其反动作用,作一系统的叙述,企图对当时反动措施作出彻底的揭露。一、国民党反动派在伪省政府中的合署办公: 伪南京国民政府原来于1930年二月所修正的省组织法,虽规定各省政府为“地方最高行政官署”,但按伪法律之省政府是由伪国民政府简任委员七人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

国民党军队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之所以能够一时得逞,论其根本原因,虽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但蒋介石实行党政军联合总体战,改变其旧战略战术,实行新的战略战术及其种种新措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充分准备,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本文试对这次反革命“围剿”的准备作一初步的考察,以明瞭蒋军新的反共方针及其战略战术变化的由来。     

我所知道的陈诚父子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五次围剿,四渡赤水,过雪山、走草地,突破腊子口,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国民党最高当局不甘心失败,仍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速对陕北红军的围剿,派中央军入晋,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任命陈诚为“四省剿匪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太原新民街.     

纪念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红军采取“求心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人民的支援下,以少胜多,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歼敌1．3万余人,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的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日起向社会开展征文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中共七夫延期的原因

从中共一大到六大,时间间隔最长也不超过两年,可从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结束算起,到1945年中共七大,其间,长达17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七大多次延期的最大因素就是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抗日战争。实际上,早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提出过召开七大的动议,而这个时间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此后,“围剿”连绵不断,共有五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