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庙乡贤侯肇安与辅仁书院研究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乡贤祠是庙学组成的一部分,探析天津文庙乡贤祠的由来以及天津文庙乡贤入祀的条件和程序,以乡贤侯肇安捐资助学倡建辅仁书院,研究乡贤对当地社会文教事业的重要贡献及对士人百姓的教化作用。     

优出常典:明代乡贤专祠的礼仪逻辑与实践样貌

明代乡贤祠祀系统是由乡贤祠与乡贤专祠组成的双轨制体系。乡贤祠是合祀,属于一种常规典礼;乡贤专祠则是特祀,用以祭祀杰出乡贤,是常典之外的特殊典礼。不同于乡贤祠的地区分布均衡、规制统一,乡贤专祠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建祠模式、运转方式等复杂多样。作为王朝政教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乡贤专祠必然承载着政治教化的使命,但地方士绅、乡贤后裔往往在乡贤专祠的政治教化意义之外赋予其另外的意义,表达他们的诉求,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故明代乡贤专祠的发展、乡贤文化的繁荣,其背后交织着多种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深刻影响了明代乡贤专祠的建立、维持等实践状况。     

泉州府文庙乡贤专祠录

<正>泉州府文庙旧有乡贤祠,在明伦堂之东(址今华侨大厦内),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创建。初名"忠孝祠",仅祀唐义阙林攒、宋皇城使苏缄二人,以后泉州地方忠臣孝子相继入祀。明嘉靖三年(1524)改称"乡贤祠",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计祀乡贤197位。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郑州文庙

郑州文庙始建于东汉明帝年间,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是商城历史文化区内的重要人文景观之一,也是历经数次战火洗礼依然幸运保存下来的一组能够反映中原古代建筑艺术和儒家文化的明清古建筑群。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郑州文庙虽屡次遭到破坏,又数次得到修复,最终得以保存,但是建筑规模已比历史大大缩减。今天的郑州文庙是于2006年复建完工并对外开放的。它南北长181.5米,东西宽45—48米,由照壁、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尊经阁、东西庑房、碑廊、掖门、古井和大成殿组成,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正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后     

德阳市清代文庙

德阳文庙(即孔庙)始建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当时在城东。明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迁建于城南。据清代嘉庆20年初版的《德阳县志》记载:明代的孔庙名为“学宫”,有大成殿三楹,东庑三楹,西庑三楹,崇圣祠三楹,还有大成门、名宦祠、乡贤祠、棂星门、节孝祠、孝子祠、宫墙、明伦堂等建筑。明成化12年(1476年),提学唐振增修过一次,宏治元年(1488年),知县吴淑重修,万历三年(1575年),知县傅孙顺补修戟门、名宦、乡贤祠。清顺治18年(1661年)知县李如析重建孔庙。康熙44年(1705年)大规模修整,修“启圣祠”。乾隆五年(1740年)、10     

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

位于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中部的安顺府文庙 ,始建于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一统大疆 ,对西南地区采取“移风善俗 ,礼为本 ,敷训导民 ,教为之先”这一军事哲学战略方针 ,在征服广大西南“蛮夷之地”的同时 ,以儒学思想教化广大的民众。“皆设儒学 ,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 ,而无悖礼争斗之争 ,亦安边之道也。”安顺府文庙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以庙、学合一形式诞生 ,又经历代增培和扩建 ,成为黔中最大的儒学殿堂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的形成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 ,实际上是以儒学文化为核心 ,兼融了佛教文化、道…     

盛世遗存:全国孔庙的分布和保护管理状况

清代是修建孔庙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普建孔庙,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新设的省府纷纷添建。到了清末仅文庙就达到1800余所,在传播知识、进行社会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庙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重视,各级政府不断拨款,目前绝大部分文庙建筑得到维修,状况良好,但是就整个孔庙的保护利用情况来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赵克生

明清时期乡贤祠祀的演化主要从乡贤祠祀规制、管理体制与地方人物祠祀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动三个方面展开,在明清王朝政府主导下通过两种模式达致的。一是直接的制度供给,从附学令渐次实行到雍乾管理体制形成,呈现纵向的、递进式的特点。一是通过调整地方人物祠祀系统的内部结构,经由改变或添加其他祠祀而发生功能转移,从而改变了乡贤祠祀对象与激励目标冗杂多样的情况,呈现横向的、交互性的特点。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长治地区现存各类孔庙调查与研究

山西现存孔庙六十余处,长治地区至少留存九处,其中包括儒学文庙四处:襄垣文庙、长子文庙、潞城文庙、黎城文庙,乡村孔庙五处:李庄文庙、正社文庙、南桑鲁孔庙、吾乐村文庙、孔家峧圣祖祠。现存孔庙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需要妥善保护并合理开发,以长治地区为例,应充分展示和发掘孔庙的自身价值,并与当地其他历史建筑或旅游景区相整合,也可以把孔庙与学校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教化育人的功能。     

文庙神圣还是世俗

文庙,也叫孔庙,是供奉祭祀孔子的建筑,也是儒学思想与学术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更是儒学尊崇地位的重要体现。作为东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建筑载体,文庙既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寓意,又承载了世代中国人纷繁复杂的名利追求。文庙是怎样走过世俗,走向神圣的？     

大通文庙史话

文庙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中不可或缺的祭祀性建筑。大通文庙坐落在旧县城所在地——城关镇,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名胜古迹,文庙是其中的一处胜景。清乾隆年间创建的文庙据史料记载,大通早期的文庙与现存于城关小学院内的文庙地址并不在一处。     

从“沿明旧制”到“渐立新规”——清朝对乡贤冒滥之弊的制度化治理

乡贤冒滥是明清社会共有的社会问题。明朝的治理是“运动式的”,往往是一时之举,收效甚微。而清朝采取了不同于明朝的治理模式,主要从抑制或打击滥准乡贤、滥请乡贤与滥保乡贤等行为入手,注意“因案立制”,致力于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清朝多措并举,协同用力,形成体系化的治理格局,完成了清代乡贤管理体制由“前明旧制”到“国朝新规”的转换,从而比较成功地根除了乡贤冒滥之弊,基本重建了乡贤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使乡贤祠祀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重视学行、师范的“乡先生”祭祀传统。     

孔氏南宗家庙庙制探析

孔氏宋家庙的主要祭祀空间布局源于曲阜孔庙,而诸如思鲁阁、六代公爵祠、袭封祠等配置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建筑规制。     

烈士祠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

民国时期为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各地将传统的昭忠祠等改建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烈士祠,由此,烈士祠(或忠烈祠)成为辛亥革命记忆的空间.作为国家祭祀革命先烈的场所,忠烈祠或烈士祠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纪念空间中占据重要地位,且逐步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具有神圣的定位.民国时期的烈士祠虽然保留着传统祠堂的形式,但其纪念仪式、内部陈设既...     

区域视角下的文庙异同对比——以吉林文庙与武威文庙为例

甘肃武威文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而吉林文庙则是东北地区建筑年代最早、建筑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文庙建筑群,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两处文庙所在区域环境不同,在建筑规制和文化传承以及文化传播功效等方面表现出的异同,值得做比较研究,这对于文庙研究和儒家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     

赣南客家祠堂渊源、形制初探与个案浅析

<正>祠堂,又称宗祠、总祠、家庙,其中因其受众大小不同,又有分祠或支祠、房祠之分。还有一种常见的"居祀合一"建筑,因它也有祭祀祖先的功能,所以也常被人称为祠堂,内行的赣南人称之为"厅厦",这类建筑严格地说不能算是祠堂,而是民居。因此,这里     

孔庙的祭祀

孔庙作为国家推崇儒家思想的象征,一直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国家确定文庙奉祀的人物、祭祀等级、祭祀名目,制定文庙的祭祀礼仪以及使用的祭品、音乐、舞蹈,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受中国影响,越南基本随中国文庙祭祀制度而变化;朝鲜在清以前追随中国,清代则基本保持明代制度;日本平安时期采用唐朝制度,江户时期由于没有统一规定而各藩校自行其是。     

俎豆同光：清代乡贤入祀中的文化认同管窥——以贵州古州厅为例

古州厅是清代开辟黔东南地区时所设“新疆六厅”之一,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后逐渐被纳入直接统治。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清廷为巩固统治所需,秉持剿抚相成的治理思想,对其设流官进行治理,并利用地方士绅力量辅助,试图架构起从“多元”到“一体”,从“新疆”到“旧疆”的统治体系。在大一统进程中,古州厅努力塑造出代表国家性与地方性的乡贤身份,彰显其忠义精神。古州厅乡贤殁后多入祀名宦贤良祠与乡贤祠,通过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两种方式推崇忠君爱国思想,体现出儒家文化在地方上的传播和认同,是统一多民族地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