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用人之道

“经商之道 ,首在得人;振兴号务,端赖铺章。”这是旧时山西商人深谙不疑、恪守不悖的一条原则,也是晋商人本思想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晋商,探寻晋商兴盛衰竭的发展规律,以求继承其内在合理的因素,重振晋商雄风,应首先在“用人”方面做文章。 以才取人 任人唯贤 山西票号创设于清道光初年,至光绪时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开创、发展虽处在门弟观念、裙带关系十分看重的封建时代,但票号在“用人”上,却能力避时势,不分门户,不附裙带,“不徇情,不嫉贤”,做到任人唯贤,以才取人。这主要表现在票号财东对掌柜(经理)及其他人员的任用上。 山…     

山西票号的身股与经营管理

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是中国金融史上非常成功的经营管理。其经营管理同它的身股制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拟就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与经营管理的关系作些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身股调动了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是当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激励机制。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所推行的以人力顶股制度,名曰“身股”,俗称“顶生意”,就同这种激励机制非常相似。身股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之所以能够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是因为身股制度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身股在产权结构方面具有巨大…     

山西票号兴衰史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开办最早的票号则是日升昌票号。日升昌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总号设于山西平遥西大街,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乾嘉年间已资财雄厚。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     

家族制度对企业经营的若干影响——以晋商家族制度对票号的影响为例

山西票号的多项制度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作为以家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庞大家族产业,晋商家族的内部制度,必然会对票好的经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考察晋商部分家族制度对票号经营影响,希望从另一个视角加深对山西票号发展的认识。     

从“新泰厚”人俸折看晋商管理理念

<正>晋商自清道光时期创设票号,至民国时期消失,历经百年。晋商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承担了民间金融汇兑和国家财政汇兑的功能。作为一个从民间兴起的商业组织,能占据金融行业的半壁江山,与晋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密不可分。晋商票号通过多年的营商经验预见性地创造出金融机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为晋商票号的发展、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人才。晋商博物院收藏的两份“新泰厚”人俸折提供了“新泰厚”票号人员的详细信息,是研究晋商著名票号“新泰厚”管理理念的重要一手资料。     

经营条件的改变与山西票号的创建——晋商首创票号之原因

山西票号,是一种专营汇兑的金融组织,只是由于晋商首创,并长期垄断着这项经营,遂被冠以山西之称,名闻天下。这里的问题是:在当时商帮林立,巨商众多的情况下,何以晋商能够首创票号,并长期担当着票号经营的主要力量?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论一二,以就正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埠际汇兑早有需求,金属货币的难于携带,必然要求一种便捷的资金转移方式。而汇兑实例也早有出现。例如,唐代时期的“飞钱”,就具有埠际汇兑的性质。到明清时期,更有大的商家,利用广设分号的条件,为需求者提供汇兑服务,使商家和旅人能“以空囊而赍实资也,长…     

董福祥与晋商票号协同庆

研究晋商的学者认为,清代晋商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封建性与进步性。所谓封建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封建政府把晋商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非常特殊的相互依托关系。山西票号,是晋商自明清以来经营了数百年之后的历史产物,在它身上体现的是封建体制下的进步性。我们去山西平遥县城游走观览,去王家大院、祁家大院欣赏那些依旧保存完好的明清以来的古建筑群时,就会想到晋商存在的文化意义。     

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是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标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1827),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1863),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简谈山西票号产生的原因

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因由山西人首创,又有“山西票号”、”山西银行”的称号。它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国内商业汇兑。产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近百年,是清朝曾喧赫一时的封建金融机构。影响极大。这里就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略谈浅见。票号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常见的几种是: 第一,李自成从山西退兵时,在晋中、晋南遗留下许多金银,山西农夫得银致富,故创票号。第二,顾炎武、傅山动员山西富翁,组织票号,替他们建立规章,作为反抗清朝的金融机构。第三,山西盛产盐铁,在唐代山西用盐铁与外省交换频繁,进而产生票号。第四,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结果。以上诸说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妥。如第四种说法。从票号产生的时间看,当时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从票号的经营用人来看,票号具有一整套封建的规章制度。如果说,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后,票号却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声匿迹了呢?     

中国最早票号出于天津

票号起源的芸芸众说 票号的出现为中国金融业开创了走向辉煌的一页.中国最早票号出现于何时何地,却众说纷纭:其一认为在明末清初,传说当时商人就已经使用“会票”,进行小范围内的异地汇兑,有人认为这是票号的前身;其二认为在清朝初期,康熙十年(1671年)由著名学者顾炎武和傅山在山西创立票号.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载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熔金为饼,每饼干金,约数万饼.     

晚清协饷与票号

太平天国起义使协饷制度陷于混乱,为票号的经营和扩大提供了机会。票号作为金融机构,与清政府发生了密切联系,使协饷的运解方式有最初的官运官解变为有票号汇兑,并有票号垫借协饷。甲午战争后,协饷制度几近瓦解,由票号汇兑的协饷逐步减少。     

“汇通天下”——山西票号

一、票号起源及发展 票号亦称“票庄”。因其主要业务为汇兑,又称“汇兑庄”,因多为山西人经营,故又称“西帮”,而外国人则称之为“山西银行”。     

浅析晋商产权制度变迁

山西票号创始于19世纪20年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具有近代银行性质的汇兑行业。作为晋商金融资本的组织形式,山西票号曾一度汇通天下,纵横捭阖,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独领风骚将近百年。票号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及时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进行了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制度安排的无效性逐渐显露出来,而票号的经营者没有及时把握制度创新的时机,错过了合组银行的机遇。产权制度安排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个体的制度安排都产生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即制度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基础规则与背景)。对于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兴衰的启示

山西票号兴盛的启示:在传统法律文化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对今天的金融业很有启发。票号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兼具有今日的合伙及公司的特点,而其管理规章又带有金融法规的特色。票号的外部经营制度存放款、汇兑、贴现业务为后来银行提供了经验。     

清末民初上海金融活动中的山西票号

票号是晚清道光初民间自发创办的金融机构。它起源于异地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山西票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经济实力也很强。按票号所在晋中地域来划分主要有平遥帮、太谷帮与祁县帮。早期的山西票号主要活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汇兑部分“京协饷”‘骊得以在财力和地域上的大拓展。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山西票号的日异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已在各地设立了众多分号,江苏苏州则是其中之一。     

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是我国的封建金融机构,它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在发展中得力于票号的扶植。在近代,票号有外国银行同它争夺业务,并连受战乱的打击,面对同业竞争,自身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而山西又受到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票号发展渐衰;钱庄则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租界内外国势力的“保护”,面对竞争,自身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且上海享有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钱庄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山西票号纪略

我国在清朝中叶,晋商曾创立票号,专营汇兑业务,在商业之间酌盈济虚,互通有无,盛极一时,掌握金融界之牛耳达半世纪之久,在我国金融史上堪为一件足资记述之大事。只惜时逝年远,身逢其事者已大都凋谢星散,文字资料亦因几经沧桑,更难寻找,我等虽参与此业历数10年,但已届其式微之时矣。兹谨就所知记述其一鳞半爪,实不足以云史,聊共研究斯业之参考而已。     

“乾盛亨”信稿所见票号经营情况

<正>山西票号书信是总号与分号、各分号之间为传递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票号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商业性质。为防止信件在传递过程中丢失,通常将寄出的信重新誊抄在一起,并按照寄送时间依次进行编号,以此形成信稿。因此,信稿中往往记录了大量反映票号商业活动的第一手信息,是我们了解山西票号的宝贵资料。     

票号改革的倡导者李宏龄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自幼好学,因家道中落,少年时入钱铺学徒。同治七年(1868)经同乡曹惠林介绍,入蔚丰厚票号。该票号属于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雄厚。在蔚丰厚票号,才干渐为主事者器重,他在该票号做事四十多个春秋,先后主持该号北京、上海、汉口分号30余年,普倡议各票号合组大银行,是山西票号的一位改革家。     

晋商票庄三大帮

清代商界,谁执牛耳?晋商!漫漫二百年,悠悠票号;“祁帮”、“太帮”、“平帮”,帮帮叫响。“日升昌”开华夏汇兑之先河,“合盛元”分号远布日本、朝鲜,“志成信”股东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