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中西文化论争中的钱穆大文化观

处在中西文化论争时代大背景下,钱穆创造出大文化观思想体系来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和刺激。钱穆学术生命始终随着其所在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此大致可以把钱穆的一生划分为大文化观的酝酿、大文化观的提出、大文化观的总结传承三个阶段。纵观这三个阶段,钱穆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其生命历程和时代主题相契合。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异域·乡愁·故都——民国时期林纾的居处抉择与体认

民国时期,闽籍旅京人士林纾,既有南归之思、南下之行,又曾暂居天津租界数月,最终定居北京终身。较之生计、人际关系等因素,他的居处抉择与居处体认联系更为密切,而他的居处体认又与政治心态转变密切相关。南下是他在趋向于做共和国民时期的打算,北居则与他日趋坚定的遗民心态紧密相连。其居处抉择,既有时代变迁下的普遍性,又有其政治心态与身份认同变化的独特性。     

“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叶龙 钱门传薪人

钱穆去世已24年,叶龙还保存着当初上钱穆课时的笔记,接下来会继续整理出版。这位长年声尘寂寥的钱穆学生,将继续把钱穆留下的薪火传给世人 在钱穆《中国经济史》大陆版出版之前,中国内地对“叶龙”这个名字并不算熟悉。今年1月,该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封面的署名是“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叶龙”两字,才随着一代儒宗钱穆的名字,在内地广为流传。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

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受1930年代后钱穆自己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影响较大,以至长久以来他基本是以一个五四运动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经常让人忽视一个逻辑即真正的反对者需要"资格准入"。钱穆其实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对于这一过程,前贤多有发见,不过从目前各种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他与五四运动互动的一些面相,如新思想潮流怎样影响了江南地方社会?钱穆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可以做更为细致的解读。     

钱穆：最后学历中学的大师

钱穆,生于1895年,逝于1990年。1911年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他却以自己的学问和教学质量,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钱穆与李埏的交谊和学术传承

当代著名学者李埏是钱穆先生的学生,自1936年在北平师大听钱穆讲秦汉史、亲承謦欬以来,李埏曾四度随师问学,聆听教诲,师生俩保持了十分密切的交往。在李埏人生成长的历程中,钱穆的言传身教和治学方法的启迪对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塑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他走向宋史研究的重要引路人。钱穆一生的学问研究重心在学术思想上,他对李埏治宋儒学术抱有极大的期许,但弟子并未完全随老师的脚步跟进,他在唐宋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独树一帜,开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钱穆: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正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     

我所了解的钱穆老师

据报载钱穆教授于1990年8月31日在台北病逝,享年96岁。钱穆教授是我抗战前在北大史学系学习时的老师,今闻他的谢世,悲痛异常!不禁使我想起他在北大红楼任教时的情况。今将我所了解的他的事迹略述如下: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他还在上中学时,因反对中学开设修身课,被同学们推选为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要求取消修身课。学校负责人说,谁反对修身课,可以签名,钱穆挺身而出,首先签名。不意他一人签名后,学校当局便宣布停止签名,结果签名单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学校当局便把他一人开除学籍。时已临毕业考试之际,他既无权参加考试,     

钱穆史学成就研究综述

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作等身,尤其在史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建立了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笔者主要从一般历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三个方面,对钱穆史学成就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     

一百年未谁著史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随西南联大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岩泉禅寺落脚,身边只有陆续做了3年的摘写笔记,钱穆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战乱、剧变、满目疮痍,“中国会不会亡”的残酷命题每天都在刺激他,《国史大纲》因此创见迭出,成为通史类著作的经典。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