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只要一提起他,人们便会想到他的满面胡须和一身戎装,想到他的传奇经历和迷人风采。1990年8月,我受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使我有幸与这位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开始了三年之久的交往。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赴古巴工作,我期盼早一天与卡斯特罗主席见面,亲眼一睹他的伟人风采。我于1990年9月1日抵古9月6日递交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结果未能如愿。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驻古大使夫妇…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

正1990年9月至1993年8月,我受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其间,我有幸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主席、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了一段友好交往。首次见面不期而遇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出任驻古巴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难之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

一2008年2月19日,执政古巴49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继续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反响强烈。在中国,卡斯特罗那绿军装、大胡子、抽着雪茄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在古巴,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当人们形容一件事情太过遥远、不可相信时,他们就会说"你讲中国故事"啊。今天我们请到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先生,来为我们讲述卡斯特罗的"中国故事"。     

卡斯特罗的“铁汉”柔情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着古巴与“超级邻居”美国长期抗衡,他很喜欢“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首诗的意境。他说:“这些年,我一直面对死亡的威胁。敌人尊敬那些不惧怕他们的人,那些敢于挑战他们的人。”卡斯特罗总是穿着一身橄榄绿军装,一直给人强硬的印象。然而,这位世人眼中的“铁汉”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本刊特约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和记者赵凯讲述他们所认识的卡斯特罗。     

中国第一位学者大使——胡适

<正>一、并不情愿当大使胡适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大学教授,新文化的倡导人。然而,在抗战期间,他却放弃了研究学问,当上了驻美大使。学者当大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胡适     

将军大使王幼平

王幼平(1910—1995)，山东桓台人，是新中国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任所最多的驻外使节。在他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和苏联七国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我认识的德奎利亚尔

提起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因为他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多年,早已闻名于世。1993年9月,我结束在古巴的工作任期后转任驻秘鲁大使。在到任初期拜会政府、议会、司法机构和各政党高层官员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时,就想到要拜会德奎利亚尔。然而,自1991年12月离开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后,德奎利亚尔和夫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主要是巴黎),而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在葡萄牙,另一个在意大利。虽然德奎利亚尔在秘鲁首都利马有自己的寓所,但他很少回到国内,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无缘相识。迟到的见面第一次见到德奎利亚尔先…     

观点

古巴走向资本主义 1998年,当时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认为外部世界可以期待古巴会发生一场和他的祖国波兰一样的革命。但在柏林墙倒塌2。年后的今天,古巴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退位,但他的弟弟劳尔执掌了大权。因此下月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该国时,人们的期待会比当年小很多。     

哈瓦那华人社团发展变迁探析

论文采用对比法,梳理了20世纪40至50年代、古巴革命胜利后至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020年三个时期内,哈瓦那华人社团从繁荣、衰落到尝试复兴的历史变迁过程;分析了在此过程中,古巴对华移民政策、华人移民古巴进程、古巴政治制度变革、中古双边关系变化等外部因素对哈瓦那华人社团发展的影响。认为当下的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应当思考如何吸纳年轻一代的华裔会员、促进新华人移民与老华人群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在疫情影响的新常态下拓宽收入来源、保持稳定的财政状况进而巩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若不想方设法谋求新出路,仅存的华人社团或将进一步减少甚至消失,古巴华人社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建国后第一个宣布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大使

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宣布起义,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宣布起义的大使。1897年,涂允檀出生于湖北黄陂东乡。在湖北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班读书时,他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恽代英。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恽代英的革命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蒲安臣举着龙旗的美国大使

他是唯一担任过美国大使和中国大使的“双面大使”。他代表中国与自己的祖国——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他在欧美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活动,让清政府始料未及,应接不暇。在这个摇着龙旗的大使身后,是一段从“天朝”到“世界”的尴尬之旅。     

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的一次接见

正196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即将出国的同志,其中有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准备重返驻外使馆的使节们,如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和驻法国大使黄镇等,也有新派出国的一些同志,我属于后一类,我将去驻古巴使馆工作,当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办公,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集中在原六国饭店(后因火灾被毁,改建为宿舍楼,即现在的东交民巷30号)和苏联专家楼(即现在的华风宾馆)搞运动,称为"运动班子";     

他是华人的骄傲——访菲律宾的“中国旅游大使”蔡其仁

陪我们前去的导游见到蔡先生时,一个劲地叫“大使好”、“大使好”。 “大使’？蔡先生是什么大使,难道他是外交官？但眼前的他又不像.他的办公室位于“Busihess Bank”大楼的顶楼,窗户外面是漂亮的马尼拉海湾“日落大道”,宽敞的办公室排满了他旗下各公司的主导产品——当然最多的是饮料。在菲律宾,蔡其仁是家喻户晓的饮料企业Zest-O团的董事长。     

朗读:古巴雪茄厂的精神生活

正19世纪末,在一个古巴移民的传统手工雪茄厂里,工人们卷制着香烟,满屋子的烟叶味儿,空气蒸腾,酷热难耐。人群之中,端坐着一个手持书卷的朗读人。一段雪茄烟般浓重呛烈的古巴往事由此开始。朗读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巴,曾经是雪茄工厂里的标配,如果哪家工厂不给配备,那压根招不到工人。一个叫萨撤尼诺·马丁内兹的人被认为是最早在雪茄工厂里读报读书的朗读人。1865年,他还做了份自己的报纸"La Aurora"(极光或曙光,     

文史选萃

给英国大使一个下马威 沙祖康原则性很强,在外交场合为维护国家利益,对任何人,他都寸步不让,上任伊始他给英国大使一个下马威。沙祖康重返日内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那时候各个国家驻日内瓦的大使,都礼节性地来祝贺、拜访。沙祖康说：“英国大使来拜访我,落座后,很不礼貌地说：‘大使阁下,我们大英帝国对你们的人权情况表示关切。’     

不死的英雄

切·格瓦拉,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的人,却帮助卡斯特 罗解放了古巴并担任了新古巴的二号领导人,然而,正 当他位高权重如日中天时,他却毅然辞去了一切职位, 投身到了另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将生命奉献给了 理想,也就在理想的王国里竖起一座不死的丰碑。     

1957年周恩来访问波兰追记

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及南亚国家期间,先是收到国内关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邀请他访苏的电报,接着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访问波兰的急电,内称：波兰大使来谈,他们的国会选举时间是1957年1月20日,迫在眉睫,而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党）有得不到多数的危险,希望中国给予帮助。     

卡斯特罗之前的古巴

哥伦布的发现和西班牙的征服 哥伦布在1492年10月27日到达古巴,他称这是"人类眼睛所能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当时岛上居住着约10万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社会.1508年,奥坎波考察古巴,描述了古巴岛的肥沃与美丽,激起西班牙王室的征服欲望.1510年,殖民者开始了征服.据随同的西班牙传教士说:"印第安人带着食品和礼物迎接我们,不料基督徒凶相毕露,杀死了我面前的3000多名男女老少."1513年,征服者建立第一个城镇:圣母亚松森·德巴拉科阿--古巴的第一个首都,随着对古巴大部分地区的占领,西班牙开始了对古巴的殖民统治.     

美古难以走尽的90英里

正"距古巴90英里。"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中的西礁岛是美国大陆最南端,岛上南大街和怀特黑德大街汇合处有一个倒置的巨大陀螺,作为美国大陆最南端的标志物,其上刻着这句话。90英里相当于144公里,大致是北京市中心到天津市中心的距离。岛上有诸多以"古巴"为招牌的店铺,其"古巴情结"也因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段经历而更为浓烈——1939年,海明威从西礁岛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超过1/3的光阴。他曾经这样描述古巴:"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 力推“耕者有其田”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今年62岁,是西方媒体眼中“天生的革命家”和“拉美仅次于卡斯特罗的反美斗士”。奥尔特加15岁就加入了尼反对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年轻时代的奥尔特加,曾数次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出狱后去了“拉美革命大后方”古巴,学习革命经验。在那里,他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结缘,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