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当农民

1957年的秋天,机关"反右"初步告一段落,开始考虑下放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和工厂当农民、工人,取得了身份后,再陆续调回或另作他用。据说,这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在和平年代,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锻炼,只能算作"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起初,我不认为这件事会轮到我的头上。我是团省委机关报——《贵     

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以“知识分了”的身份被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冉教育”。在那段荒唐岁月,知识分子的称坩是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比较最无知识”联系在一起的;     

往事拾零─—’57下放劳动散记

虔诚的自我改造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至六十年代初期,根据中央的批示,机关干部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分期分批下工厂、农村劳动,为期一年。五七年的十月下旬,机关“反右”告一段落时,开始动员和组织第一期下放劳动。种种迹象表明下放的预定名单中有我在内。我虽然知趣地报了名,最初内心却有所不服。这次下放的是“三门”干部,我算吗？就以调到贵州工作这七年来说,“五大任务”、“土改”、“互助合作”,哪一项不是在基层在农村参与了的？全省有名的白云区赵树华互助组和以它为主创建的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都是我们在那里建…     

毛泽东晚年的三个愿望

1961年8月,毛泽东住在庐山。一天临睡前,他和卫士张仙朋讲了许多心里话。他谈到,他晚年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我不当知识分子,当劳动者。这样我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可以多活几年,不吃猪肉,只吃鸡蛋、青菜,安眠药也可以减少。最近25年来,从延安时期起,给我派这么多人,吃得又好,我非常不舒服。我下放可以使我做调查研究,不当官僚,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     

一个家庭的1970年代

下放全家下放应该是在1968年,那时最小的弟弟刚出生不久,我不到5岁。之前我们全家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和两个弟弟都是由祖母带着的。关于下放,最初的记忆也是最早的画面,是全家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卡车沿着盘山公路一圈一     

难忘当年灭钉螺

正1970年,我下放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富东公社。下放的第二年,便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灭钉螺工作。我下放的公社虽不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灾区,但却是钉螺的孳生地,因而公社领导丝毫不敢大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拉网式地过滤检查,并让每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能吃苦的人员担任"血防员",参加县血防站统一组织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我有幸被大队选中。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我进入公     

五七干校述论（二）

"新事物"与旧思潮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发生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全国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干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其中涉及柳河干校、咸宁干校、沙洋干校的文章最多;     

“下放”纪事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一项任务是“干部下放”。由于1964年我在连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列为审查对象．自此一次次运动都有我的份。我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放对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偏远的闽东北政和县镇前公社湘源大队。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辛酸而难忘的岁月。     

对资本主义研究之我见

新中国建立以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一直是困惑我们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连出售小商品的“夫妻店”都一扫而光。即便如此,还是感到资本主义的阴魂不散,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兴无灭资”,不断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批判、斗争,甚至把原来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律“提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埋头钻研科学技术的被视为“走资本主义的白专道路”。大批知识分子和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又害怕分得了土地…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     

那时候最想吃的是油

我十七岁下放到湖南永州的罗溪。在这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其秀,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家的热情欢迎。     

我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正>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近万名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回忆记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一)1961年初的北京,在中央直属机关涌动着一股"万名干部下放"的热潮。此时,我在国家统计局财贸司综合处工作。经我三次主动申请才获准参与下放。过了星期天,司里党总支曹书记通知我:明早,跟韩复光同志去参加动员大会。次日,我们到了中南海紫光阁。进入大礼堂,     

那时候最想吃的是油

我十七岁下放到湖南永州的罗溪。在这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其秀,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家的热情欢迎。她父母喜欢我嘴甜亲热,即便所有知青都在的时     

胡耀邦的三句箴言

1969年春,广大干部按照“五七”指示,下放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虽然指示规定“除老弱病残者外”,但是,共青团中央是被江青斥为“修透了”的单位,因而必须“连锅端”,就连年过花甲的老年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要“自动报名”,不应放弃这个“极好的机会”。54岁的胡耀邦是“斗、批、改”的主要对象,当然不能除外。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正>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     

父亲闻立鹤与赵丹的友情

我的父亲闻立鹤,从小受祖父闻一多的影响,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对生活饱含激情。然而,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却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粗暴无理的批判;1958年又被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当工人。     

一位民革老党员的参政议政路

<正>在加入民革组织前，我曾担任武汉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加市委双月座谈会，我的建言献策也常在《长江日报》头版见报。1997年，我当选为民革武汉市第八届主委。从此，我着手带领市民革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到参政议政的行动自觉，始终坚持“大小两手抓”，不仅关心国家、省市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时刻关注“婆婆妈妈”事关群众利益的小事。     

读者来信摘登

<正>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看了2010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一文深有感触,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叫裴国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今年63周岁,在北京矿院附中退休3年了。我早年是北京钢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被招工去了青海省,在青海西宁钢厂当工人。由于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