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

文人画即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北宋前及宋初官僚和文人参与绘画活动的也不乏其人,但其画风与画工的作品无异。北宋中后期,文同、苏轼、黄庭坚等名家活跃在画坛上之后,大扬文人画的声势。苏轼首次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推出王维甚至顾恺之作为此系统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要求意境萧散简淡,主张即兴作画,兴之所至取其意气创作,     

金石书画展第三期导读(下)

正绘画董其昌与"四王",在艺术思想上一脉相承,都注重摹仿古人,讲究笔墨技法,对"正统派"文人画的继承与发展影响深远。浙江省博物馆藏董其昌仿梅道人山水图轴、王时敏仿倪云林山水图轴、王鉴仿梅道人山水图轴、王翚《竹屿垂钓图》轴、王原祁仿大痴富春图轴,都是他们较具代表性的精品佳作。其中王翚为海宁陈元龙所作《竹屿垂钓图》     

“扬州八怪”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领域

"文人画"是我国古代绘画中"士大夫画"的一个支脉。就"文人画"的创作倾向看,唐以前大都出于陶情、自娱。到了北宋晚期,随着它的逐渐成熟,文人画家不仅自觉地提倡"士人画",要求体现本阶层的思想、感情,而且通过"寄至味于淡泊"以发抒积愫、恚愤,这种倾向至元代达到极致。明清之际,特别是清初,发故国之思成为它表现的主要内容。到了清代中叶,文人画开始从追求表现画家自身的感情、思想扩大到表现社会,增入了同情人民疾苦、鞭挞社会现实的思想内容,正是这种特色,构成了清代中期文人画的时代特征。"扬州八怪"便可以作为它的集中代表。     

董其昌对晚明青绿山水画发展大转变的作用

晚明开始,由董其昌引导的文人画群体对青绿山水画进行了一场大变革。青绿山水不仅是董其昌很重要的一种代表性绘画风格,而且也体现了他的文人画思想。本文结合作品与文献,从绘画技法与理论两方面,讨论了董其昌所总结的青绿山水画脉络与风格特征,并兼及"北宗"画家与张僧繇、杨升、杨瑄等人的风格关系。文章同时论及了董其昌青绿山水画风格的形成及其对明清及近世画坛的影响。     

从《画禅室随笔》读董其昌的书法艺术观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继赵孟瞓之后艺术贡献卓越的一座"高峰",《画禅室随笔》是汇辑他有关书学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文通过对其中书法艺术观的探索,揭示了董其昌由"合离"至"我神"的艺术学习观,以"修悟"觅"禅悦"的艺术生存观,会"众家"求"变古"的艺术创新观。这些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     

文人画与“新文人画”

文人画顾名思义是画中带有文人情结,画中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印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或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的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理论上讲,文人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见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     

中国风·文道画意——笔墨丹青·董永智文人山水画作品集评

<正>中国古代绘画的类型包括文人画、宫廷画和民俗画,其中,与宫廷画、民俗画不同,文人画在技巧上并不追求形似,而是为了自娱、为了向内的自我观照与自我抒发。宋代文学家苏轼说过,诗是无形的,画是有形的,都有追求文学性的一面。董永智的作品就是好的体现和表达,一幅好的作品是有戏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直击灵魂。董永智作为一个文人,在知命之年开始学画,他将自己的诗文意境用于绘画之中,颇具特色。董永智的画文气足,高古不俗。     

董其昌的《昼锦堂图并书记》卷

董其昌(1555—1636年),江苏华亭人。字思白,号玄宰,别署香光居士。他是明代嘉靖到崇祯间的一位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法学宋代的米芾,远师晋唐大家。《松江志》上说他:"少好书画,临摹真迹,至忘寝食。中年人微际,遂自名家。行楷之妙,跨绝一代。"他的书法有相当大的成就,但更著称于世的还是他的绘画。董其昌是倡导文人画最力的一个人,他也极力倡说绘画上的所谓"南北宗",他是把所谓"南宗"的文人画奉为"正宗"的。董其昌注重学习前人的技法,他对董     

杜琼、刘珏、沈周山水合卷

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公元十五世纪前后),苏州地区的经济已从明初的萧条中逐渐复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其时,人文萃集,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产生出不少负有声誉的诗人、书家和画家。在画苑上,以沈周的成就最为卓越,一时竟执画坛之牛耳。他的业师杜琼和刘珏,不仅以画事擅称,且道德、文章俱为时人所推重。他们三人德高名隆,绘画上继承元代文人画的传统,对于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兴起和形成,起着重要的开启和创导作用。     

评析董其昌的“画禅”

董其昌命名自己的斋室为“画禅室”、“墨禅轩”。顾名思义,他要在书画创作中体现禅意。因此,研究董其昌的绘画艺术不能忽视其这一创作主旨。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董其昌几件典型作品的评析,试以说明董其昌是如何画禅的,并进而说明他为什么要画禅,以及我们对这一艺术现象的看法。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苏六朋及其艺术风格

人物画自唐宋以来,取得长足的发展。明清以降,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人物画由原来的文人画逐步转向为世俗画,尤其是当时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晚清华东、岭南一带表现为甚。苏六朋便是这样一位应运而生的画家。苏六朋的画在清代嘉、道年间的岭南地区影响较大,他与另一位同时代的画家苏仁山并称“二苏”。他的以世俗为主题的人物     

李士达的绘画艺术——兼论晚明文人画的世俗化与怪异倾向

引言 中国文人画发展到晚明时期,开始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文人画的世俗化倾向;二是追求一种怪异的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吴门画派晚期描绘市俗生活的题材显著增加,还是李士达、董其昌、丁云鹏、吴彬直至陈洪绶等人在山水、人物造型上的变形追求,都体现出晚明文人画的特有色彩。然而,文人画为什么会步入这种境地,这一变化过程又是如何形成的?作为这两种画风的集中体现者,李士达无疑具有一定说明     

南画与日本文人艺术

<正>旅行和沟通使得世界的内部联系愈发紧密,我们考察艺术理念和风格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化也随之变得息息相关。日本文人创作的南画艺术正是对中国文人艺术传统的借鉴与继承。"南画"一词源自中国文人业余创作的艺术形式,区别于以职业画家为代表的北宗画派。这种分类来自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公元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年)的"南北宗论",但事实上,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并不存在"南宗"与"北宗"的严格区分。尽管中国文人画的出现比日     

苏轼的绘画艺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县人。他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文章翰墨,照耀千古,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脍炙人口,其词豪放高远,气象万千。此外,他还擅长书法,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轼居首位;精于绘画,是位丹青妙手,爱画墨竹、枯木、窠石,乱藤,也画过人物肖像。嘉祐五年(1056年)正月,在成都净众寺为张方平画像留寺中。苏洵为此还作过一篇《张益州画像记》。画过螃蟹草虫,曾为兰陵胡世将画     

评析董其昌的“画中有诗”

翰墨无形画,丹青不语诗,诗、画的融合由来尚矣。诗歌与绘画本是不同的艺术门类,然而皆因缘景、缘情而生,故必然出现融合的趋向。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由于语言较绘画更为人们所熟稔,致使诗歌的写景抒情较绘画来得更雋永、深刻和易为人们所感知。诗、画的融合总体上讲是以诗入画,结果便是画中有诗。随着文人绘画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完成了诗、画融合的全过程,且形成了以有否浓郁的诗意为判定和品评文人绘画的重要标准。董其昌作为明末时期的文人绘画的代表者,继承了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深化了诗、画融合的表现,从而将文人绘画的这一表现特征提高到更为深广的艺术层次中,本文就此试为研析。     

集古法之大成 率易中得秀色——董其昌书画透析

在明末众多的著名书画家中,艺术成就高而又影响最大的当推董其昌,其影响波及明末及清代三百多年。董其昌(1555-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万历十六年举进士,时年34岁。因文章优秀被选为庶吉士编修,并且担任过皇子的讲学,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要的文化官员。他才溢文敏,好谈名理,通禅理、富收藏、精鉴赏、工诗文,其书画艺术及绘画理论对清代影响极大,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等。董其昌是一位有丰富的学养,诗、书、画、藏多艺的画家,始学书法起意于17岁那年,他在…     

绘画性绘画到书法性绘画的转变——从笔墨风格角度谈文同的影响

文同作为北宋文人画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本文从笔墨风格角度论述受文同影响的文人画家如苏轼、柯九思等如何选择性地继承他的画法,进而由这种选择而带来的差异中,窥探文人画在宋元时期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扬州八怪”的“四君子”画

自南宋以来,梅兰竹菊,被称之为"四君子",已成为文人画士寄情于画的传统题材,也是"扬州八怪"最喜画的常见内容。但这类题材,在"扬州八怪"的笔下,从内容到技法,都赋予了它独有的特色,而区别于其它一切艺术流派,在艺坛上竞放着光彩。他们最大的特色,是立意不同凡响,赋予梅兰竹菊以新的内容和意境,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深切感受。如郑板桥画出了荆棘丛中的兰竹,比喻小人围困君子,表现出不为俗     

瓯江草堂明清红金扇面精品展选集——王鉴《仿范中立山水扇面》赏析

正王鉴(1598?1677年),字玄照,以避康熙讳改字圆照,号湘碧,复号染香庵主。江苏太仓人,明末曾任廉州太守,入清不仕,优游林下,以书画自给,是个有节气的遗民。画得董其昌指授,复纵观其所藏宋元名画,浸淫陶冶,自成一格,与董其昌、王时敏、邵弥、杨龙友等同为"画中九友"之一,又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并称四王,复与吴历、恽寿平并称为"清六家",是清初传统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