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飞鱼服与绣春刀——明代锦衣卫制服速写

飞鱼服是明代锦衣卫所穿着的公服,绣春刀是他们佩带的武器。“身穿飞鱼服,手持绣春刀”是他们最明显的两个特征。在明代,飞鱼服除了作为锦衣卫的公服之外,同时还代表着荣耀,只有蒙皇帝恩赐的人才可以穿着,它是仅次于蟒服的一种赐服。     

明代姚江孙氏世家

浙江余姚,历史悠久,人荟萃,尤其有明一代,姚江人物甲天下,孙、王、谢三大家族,并立邑中,名扬全国,其中孙氏尤盛。邵廷采《姚江孙氏世传》称：“孙氏自燧及嘉绩六世,世以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     

锦衣卫监察职能略论

以秘密侦缉为主要手段的锦衣卫监察职能从其诞生伊始就存在,但执行者仅限于行事校尉,且有相应的制度约束。锦衣监察与科道监察具有大体一致的功能,且互相制约,共同组成大明帝国的监察网络,明代的监察体系因此呈现出二元化倾向。由于独立于文官体系之外,士大夫群体始终对其怀有敌意。明中叶,锦衣卫的缉查重点逐渐转移到打击妖书妖言和"捕盗"方面,对文武官员的监察功能让渡给走到前台的东厂。"厂卫"开始合称,锦衣监察逐渐沦落为从属。随着锦衣武官群体出于多重考虑主动向士大夫靠拢,以及士大夫子弟不断通过恩荫等途径进入锦衣卫并成为各级军官岗位的主要把持者,明中后期部分士大夫试图通过强化厂卫秘密监察手段以打击官僚贪腐的努力未能奏效。明末,东厂系统亦出现放弃监察百官,主动向锦衣卫"捕盗"靠拢的现象。厂与卫主动放弃监察职能是明帝国行将灭亡的一个反映。     

明代的特务机构——厂卫

在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恐个白要数明代的“厂卫”了。“厂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厂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统称。最早建立的是锦衣卫,锦衣卫原为皇帝的亲军侍卫,后来从中分出一支“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专门奉皇帝的命令察办各种案件,并且权力范围越来越大。     

明代勋卫与散骑舍人的制度特性

明代的勋卫与散骑舍人是宫廷侍卫中的特殊成员。明初,勋卫、散骑舍人均从勋贵、都督、指挥等中高级将领的子弟中选任,并铨注于锦衣卫衙门,职在带刀随从帝王朝会。明中期之后,散骑舍人渐不授,而勋卫演变为勋爵应袭子孙例授之职,与勋爵承袭制度密切相关。至嘉靖、隆庆之际,朝廷尝试扩展部分勋卫的职权,但总体成效不显。勋卫、散骑舍人制度是明代多种国家制度的结合点,体现了明代军政体制中的贵族特征。     

明代卫所制度设计与军户家族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湖南新田骆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和行政管理组织形式,在卫所制度的运行中,卫所军户以军籍的身份存在,在相应的卫所里承担军差,而州县军户作为卫所军户的替补,以民户的身份存在,承平之时在州县承担民差,当卫所军户故绝时会被勾出补役,身份也转变为卫所军户。这样的卫所制度设计,影响了明代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一直到明代灭亡并延续到清代。湖南新田骆氏家族的历史记载,在卫所军户和州县原籍军户体系中各有清楚的呈现,通过《明史》《明实录》等传统文献和地方志等史志文献,以及家谱和碑刻等民间文献中不同的历史书写,来探寻两类军户关联的可能性、实现途径,以及隐约可见的军户家族的历史记忆和家风传承,以此揭示卫所制度影响之下军户族群关系及其身份变迁。     

洒落于学问事功之间——明代姚江王氏世家（王阳明）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谥成。祖籍余姚．青年时随父迁家至山阴(今绍兴),后在离越城10公里的宛委山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山人,学称其为阳明先生,系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洒落于学问事功之间——明代姚江王氏世家（王阳明）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谥成。祖籍余姚,青年时随父迁家至山阴(今绍兴),后在离越城10公里的宛委山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山人,学称其为阳明先生,系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28岁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后改兵部;曾知庐陵县,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南京太仆少卿、     

明代史馆探微

文章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 ,认为明代史馆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 ,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 ,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的管理和变化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史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皇明异典：明代军籍豁除考论

明朝法律虽对军户世袭制度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但在长时段实行过程中,形成了皇帝意志下的非时恩霍与一定程度上可供遵循的豁除常例,反映出明代户籍政策实践中的宽容与弹性。明代军籍身份虽整体上给军户家庭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在是否豁除军籍时,军户往往会权衡利弊;在乞求豁除军籍后,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极大的感激之情。随着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均徭法和条鞭法先后在部分军卫余丁杂役中实行,但正军军役则始终未能实现以银代役。明朝统治者碍于祖制成宪,又因军籍制度兹事体大,故而更多地秉持“补偏救弊”之方,最终阻碍了法制上军籍的废除。     

明代海南人口论

明代是海南古代历史人口变化的重要时期。明中叶后,海南人口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明代海南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揭示了海南明中叶人口下降的原因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无奈的选择：明代守御客兵考论

客兵是明代九边防守军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之过程与明代军事制度的变化紧密联系。明初,客兵多指调往他卫戍守的卫所旗军,其与土兵和当地的卫所军相区别。明中叶以后,随着边防形势的紧张,客兵逐渐变成了既包含卫所旗军又包含募兵的开放性概念。客兵的身份也可以实现由“客”向“主”的转化。因此,《明史·兵志三》《明史·食货志六》以及《崇祯长编》中对客兵概念的界定皆是单一且不准确的。正统至正德时期,明廷不支持大规模使用客兵。嘉靖以后,蒙古俺答部向东进犯宣大京师蓟镇等要地,明廷被迫以营为编制大规模调动客兵戍守东部边镇,西北边镇仍以主兵作为防御主力。然而,大量客兵的聚集对军饷供应及驻地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嘉靖后期,明廷采取减客兵、练主兵的措施试图减少客兵的使用,但收效甚微。万历后期辽战爆发,客兵与辽人矛盾日益激化,但冲突很快随着辽东的沦陷而告终,客兵依旧参与重要军事行动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明代宗室的户籍管理

明代宗室户籍的管理有专门的机构和制度,随着宗藩人口的急剧繁衍,该制度逐渐由陋略转为详备,朝廷对报生、请名、请封、选婚各个主要环节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但基于多种原因,宗籍管理收到的成效并不大。     

明代：东山人与南京

苏州东山镇。又名东洞庭山。这是因为太湖中有洞山、庭山。东山在其东而得名。东山镇只有63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5万多，但已有2500多年历史，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从东山较为鼎盛的明代中期起，至清朝末期．出了2名状元、1名探花、48名进士和84名举人；仅元、明、清三代所出的作家、诗人便多达150多名，结集刻印问世的诗集、小说、方志、医书、     

明代陕北干旱研究

明代位于"明清小冰期"的前半部分,气候冷干,各种灾害频繁,干旱尤为严重。陕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重要的军事地位,干旱更成为本地区的首要灾害,终明一代,277年历史中,陕北地区共发生不同程度干旱125次,平均2.2年一次,其中轻度干旱57次,主要在明前期,中度干旱44次,主要出现在中后期,造成"人吃人"现象的重大灾害20次,主要集中在明后期。明代陕北干旱有以下特点:干旱程度不断加重,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干旱时段战争频发,干旱时不能自给粮饷供应需多省供给。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

在明代华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中 ,渔业占有一定的比重。这种情况与华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 ,与明代华南人对渔业的重视也有较大的关系。从大量资料来看 ,明代华南的淡水养鱼业和海洋捕鱼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们对鱼类及其它水产品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由于渔业生产在华南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故明政府在华南地区设置了一些“河泊所”,并比较注意征收渔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