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321窟营建年代初探

本文对西壁龛外两侧的白狼塑像、南壁的十轮经变绘入的时间、东壁门北十一面观音变的造像样式及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时期的阴家窟,由敦煌大族阴守忠、阴修己父子开凿,时间当在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     

莫高窟217窟“得医图”考释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217窟南壁的"得医图"进行了一番推测和考证。通过论证,认为此壁画是我国较早预防天花的真实写照。     

《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研究》评介

本文对米德昉著《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研究》一书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国内外学术史和学术动态对此书做了评价。     

敦煌晚唐时期报恩窟营建的流行——以莫高窟索义辩窟为例

中唐时期在一些敦煌大族修建的家窟中,出现了以"报恩"为名营建的石窟,并在窟内显著位置绘有亡父母供养像,使石窟的荐亡与祀祖功能鲜明,体现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交融。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后,此种类型的石窟营建更为兴盛,与当时社会倡导的"忠孝"之风的盛行关系紧密。营建于晚唐时期的莫高窟索义辩窟为敦煌索氏家窟,在石窟营建中选择中唐时期就已开始流行的报恩窟,并在建窟功德记中突出对"忠孝"的显扬与强调,与其敦煌大族、儒学世家以及索义辩为归义军僧团重要成员的身份相符,所反映出的情感诉求、宗教信仰与价值取向在这一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具有代表意义。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下）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作者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进行全面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壁画题材与构图特征

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图像应用多种纹样元素,其内容丰富,布局精美,构图形式多样,并具有应用传统民间图案的典型特征.该窟窟项壁画所展示的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同时从美术学角度出发对其绘画题材和构图特征进行分析,对于应用设计学理论研究其构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莫高窟第98窟《维摩诘经变》新探

莫高窟第98窟是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该窟主室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的《方便品》由七组画面组成,学界仅关注到其中三组。为此,本文对这七组图像做了经一步释读,并发现该图像表现出一些在其它洞窟中不见的特征:不但集中绘制在《佛国品》经常出现的东壁门上位置,而且在对维摩诘劝化对象的选择上多表现为权贵阶层。结合经典和历史背景,本文认为该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曹氏政权初期,曹议金使用宗教力量维护政权稳定的意图。     

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画“新特征”

莫高窟第3窟壁画是研究莫高窟晚期壁画艺术面貌的重要遗存。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造型样式,即同一种形象有不同的造型特征,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从"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异样的飞天造型等艺术风格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种"中国化"突出了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更加说明了元代工匠不束缚于传统壁画的造型模式,艺术上进行圆融创新,同时还构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景象。     

莫高窟第427窟宋代窟檐调查研究

莫高窟第427窟窟檐是自唐代196窟窟檐之后的最重要宋代实物遗存,是窟檐建筑保存最为完整、结构最复杂、建筑内彩画完好保存的经典之作,是宋代窟檐建筑营造制度、平面布局、外部形制、结构特征、装饰等研究的重要佐证。通过现场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摄影等手段,进一步校核了不同时期的测绘数据,查明了不同构件的修缮痕迹,为深入研究敦煌石窟宋代窟檐营造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莫高窟第427窟窟檐建筑形制和结构构件延续了敦煌石窟唐代窟檐的特征,是唐代窟檐向宋代窟檐过渡的典型之作,也有构件增减和结构特征改变,更加符合宋代营造制度特征。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唐代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分析

通过对莫高窟第196窟唐代壁画材质及制作工艺的分析,可知该窟壁画结构自内向外依次为支撑体、粗泥层、细泥层、白粉层、颜料层,其中粗、细泥层所加纤维为麦草和麻。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显示,粗、细泥层中所含矿物有石英、钠长石、方解石、白云石和少量黏土矿物。白粉层为方解石与滑石的混合物。所用颜料有朱砂、铅丹、铁红、石青、雌黄等。该研究对进一步完善莫高窟壁画材质信息数据库具有重要作用。     

莫高窟第465窟藏文题记再释读

莫高窟第465窟是闻名遐迩的藏传佛教密宗洞窟,对于这个洞窟的开凿年代和藏文题记的释读众说纷纭,各持其词,至今没有一致的定论.本文通过莫高窟第465窟东壁门上的藏文题记进行再释读,认为这条题记中的“()(bod lo)”在藏语中是“腊月”、“十二月”的意思,全句翻译成汉文应该是:“腊月二十五日全部(完整)尸林建成(绘成)”.这“()(bod lo)”不是表示年代的而是表示具体日期的,这或与腊月二十五日是金刚亥母(空行母)的生日有关,并认为此题记为建窟或和壁画相关内容竣工后写的题记.     

也谈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定名——兼论与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原定名为《法华经变》,后有学者提出新定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本文对相关定名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同新的定名,并认为敦煌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意见.     

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养人像考

以敦煌莫高窟409窟为代表的男供养人像是西夏皇帝还是回鹘可汗,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持回鹘可汗观点的学者以男供养人的袍、冠造型,同窟女供养人服饰样式以及通过技术手断提取出的题记为依据。然而409窟男供养人的服饰与新疆地区回鹘贵族存在明显差异,并非回鹘族群的专属服饰;女供养人虽着回鹘装,但不足以推证该男供养人为回鹘人;"国之狮王"题记存在诸多疑点。本文以妆容为切入点,发现409窟男供养人像没有高昌回鹘供养人披发、"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的回鹘人种特征,而是无须、束发、圆面、直鼻梁的形象,这符合西夏党项面容特点及其拔除胡须的习俗。同时通过文献与图像比对的方式,进一步解释服饰款式、仪仗等问题,笔者最终判定409窟、237窟男供养人画像为西夏皇帝像。     

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和影像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影窟是为河西都僧统或其他有名的高僧大德而专门修建,窟内塑绘有都僧统或高僧大德的影像。影窟是敦煌家庙窟的一种类型,其功用就是纪念和瞻仰,是敦煌世家大族家庙窟的特殊体现。影窟内影像的塑绘,影响着莫高窟归义军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更多具有邈真(写真)的性质,而其供养性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家庙窟具有真堂的性质。     

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249窟的营建关系探析

莫高窟第249、285窟南朝风格的出现,与北魏宗室元荣在孝昌元年(525)就任瓜州刺史并无直接联系,而应与普泰二年(532)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有关。其中,第249窟可能是元荣为庆祝叔和完成沟通京师的使命并平安归来而营建,该窟覆斗顶东披的祥瑞图和南北披的升仙与狩猎图组合也见于同期中原的鲜卑贵族墓中,反映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在图样选择方面的共同喜好;西披的维摩诘经变则是以《见阿閦佛品》为主要表现内容,其绘制与元荣出资抄写百部《维摩疏》祈求叔和平安归来一事相呼应,成为同一件事在文本和图像上的两种表现方式。     

莫高窟第196窟中心佛坛空间设计艺术研究

本文从环境设计美学的角度入手,应用空间设计学相关理论分析莫高窟第196窟主室中心佛坛的空间构成形式及艺术特色。通过探讨主室空间序列对佛教仪轨的影响;空间尺度对观者视觉的传达表现;空间布局为礼佛事观瞻提供的便宜;自然光线对洞窟营建的空间感受等问题,阐述第196窟作为晚唐殿堂窟,为信仰者带来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营建思想,其中心佛坛的空间设计实质上也反映了该洞窟精神内涵,即人民表达美好憧憬和愿望的空间建造实质。     

翟法荣与莫高窟第85窟营建的历史背景

敦煌莫高窟第85窟是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佛教教团都僧统翟法荣营建的功德窟,咸通三年开始修建,咸通八年工程结束,《翟家碑》和翟法荣的邈真赞都有记载。翟法荣晋升都僧统的时间是大中七年前后,并没有立刻修建纪念他出任都僧统的功德窟,主要是因为当时收复河西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到咸通二年收复凉州之后,归义军战事基本结束,开始文化建设。张议潮开凿了第156窟纪念收复河西一道和晋升司空,僧团首领翟法荣紧随其后修建了纪念他晋升都僧统的第85窟。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供养人像蠡探

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西夏重修甬道时在南北两壁绘制大幅炽盛光佛出巡与回归图,北壁中间女性供养人像有改绘痕迹.有关其身份,学界有僧守朗说、西夏国师说、速来蛮西宁王说等三种观点.该供养人像配备持伞盖侍从,参考西夏史籍及黑水城出土佛经发愿文,其身份很有可能是西夏晚期的皇(太)后.另外,西夏仁宗及皇后罗氏笃信佛教,多次举行大规模法会活动,亲赴河西礼佛烧香.因而,该供养人可能是罗太后.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

诸家学者以《广清凉传》卷下载录的湖南楚王于公元947年送供五台山的记载而判定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为947年或该年之后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笔者从该五台山图中"永昌之县"的设置时间、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完工时间以及其它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察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应为943年至947年之间的农历四、五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