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几个问题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下野是以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背景的,通过对蒋介石下野原因、过程的客观分析,可以揭示１９２７年年中,围绕着政局发展,蒋介石、桂系、武汉政府及冯玉祥等诸多势力间纵横捭阖的复杂纠葛。当然,蒋介石下野,既是实力消长、利益关系分化的结果,但同时也和蒋介石的个性及政治能力密切相关。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剖析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他这次“下野”,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他在辽沈、淮海战场上的失败,是“近因”,也是决定性因素;专制独裁、经济危机、派系矛盾等是“远因”,也是必然性因素。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蒋由优势转变为劣势继而“下野”的矛盾发展过程作一剖析。     

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

阎锡山从1911年到1949年,前后统治山西近40年。这在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中是绝无仅有的。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曾被迫下野,一时仿佛销声匿迹,难以再起。但不到一年,他又公然返回山西,重新控制原有地盘,再次在国内政坛上扮演纵横捭阖的角色。宁粤和谈期间,阎锡山一面积极参与逼蒋下野,同时又将矛头对准因“九·一八”事变而内外交困的张学良,秘密联合北方韩复榘和粤方汪精卫等积极倒张。阎锡山的这些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利用这一机会,恢复了原有势力。     

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1946年 6月至 7月的国共南京谈判 ,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 ,谈判议题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南京谈判的主要争执点是美方职权、中共军队驻区以及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三个问题。谈判的主题是议和 ,战罢议和 ,从而将战与和的政治规则清晰地表现出来。南京谈判实际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期的三份启事

将介石1927年下野时期,曾经先后在报纸上登载过三份启事。当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是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三份启事也为当时的社会所瞩目。     

蒋介石两次下野与复出

蒋介石的两次下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第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第二次是在1931年10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蒋介石来说,前两次成为封面人物并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黯然下野。第一次下野,自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1927年     

1927蒋介石下野后的游历

正蒋介石喜好旅游,且每到一处,都将自己的游历感受记录于日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无奈下野。在下野期间,蒋介石仍保持这一喜好,并更有时间详细记录游历感受。透过蒋介石的游历及记录,可以窥见蒋这一时期的心路变化。最是故乡情浙江奉化溪口,山清水秀,风景秀丽,蒋介石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虽然蒋介石经常回忆幼时孤儿寡母的不     

评蒋介石研究

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中国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自80年代以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多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在蒋介石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不足。     

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学术界所乐道,甚至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蒋胡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也有在台湾时空环境下新的特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日记的开放,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蒋介石与胡适均记载了他们交往的经过与彼此观感,但相异甚大,往往是"一个事件,各自表述".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的玄机,令人深思.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Chiang Kai-shek and the 1947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hen the Guomindang (GMD) took charge in 1927, it implemented the “political tutelage” system. Participation of other parties in politics was disallowed. Bu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45),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the GMD needed to adopt a constitution, reorganize government and establish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The April 1947 governmental reorganizatio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itical tutelage” system to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ough this reorganization introduced many non-GMD members into the government, it did not change the GMD’s one-party dominance. Its desire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one-party “political tutelage” into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still remained limited.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关系,以往研究几乎无人涉及.1930年代初,教育理念相近的蒋介石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毁于战火的南开大学成为战时高等教育损失的标志性形象,蒋介石在广泛的舆论同情中做出了"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其后...     

蒋介石与黄埔建军

黄埔军校的建立,催生了一支区别于中国传统军队的新型军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对军校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组织、思想等方面,为军校构架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以1934年顾案为中心

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干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长期以来未搞清楚,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新史料进行实证,认为西安事变期间周与蒋曾两度会面,第一次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第二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前次会面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但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二次会面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     

张君劢、曾琦致蒋介石函

张君劢、曾琦分别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负责人,与张澜、邹韬奋等共同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发起人。此信内容为反对国民党在公务员、中小学教职员工中搞“集体入党”,反映了中小党派对执政的国民党挤兑其他党派作法的不满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等情况。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