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船政局与台湾基隆煤矿

1866年12月福州船政局成立．面临着燃料供应问题。当时清政府所创办的几个大型近代军用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所需的煤炭。都是依赖洋煤供应．但“一遇煤炭缺乏．往往洋煤进口故意居奇”．不仅价高,而且受制于洋人,一旦与供应国关系紧张．输入即断绝。而煤矿资源丰富的台湾与福建仅一水之隔．因此,福州船政局创办后,即部分依靠台湾民间所产的煤炭。     

日本与甲午战争后的沪苏杭

日本自图谋对华侵略后,对中国经济重心所在的沪苏杭地区一直抱有野心。甲午战争后,其有机可乘,对上海江河海航运咽喉之地吴淞的觊觎,在苏州、杭州设立日租界和染指江南内河航运经营等,都是其侵略图谋的具体表现。     

日俄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

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上,美国政府一方面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支持清廷内亲外的改革派势力袁世凯集团,主张清政府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希望中国秩序稳定、进步,并不急于向中国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又持敌视或漠视态度,其对贸易投资和利益的追求远远胜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关注,由此助长中国国内革命,导致清政府的垮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反应中存在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既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政府在许多弱小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通病。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

甲午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在逼迫朝鲜否定与中国宗藩关系的同时,以中国阻碍其实行朝鲜内政改革为辞,开始秘密向奉行中立政策的美国托付撤使后代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事宜。日本撤使准备虽早,但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却等到中国驻日使馆发出撤使照会之后才下达撤使命令,且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的北方各大使领馆,试图以局外中立之名保留上海总领事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日本势力。后因清政府强烈要求,加上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顾虑重重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敦促之下,才不得不撤离所有在华使领人员及重要通商口岸的日本人,但仍用巧妙的办法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布留情报人员,深入探查威海卫、天津、牛庄、山海关、鸭绿江等地军情政情,为日军作战提供便利。随着三大间谍案告破,美国方面不得不明确其代为保护的权限及性质,潜伏的日本情报人员陆续回国,回国后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日本撤使实质上是其备战的一个环节。在日本撤使过程中,中国方面大体本着国际法原则处置,有理有据。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斯密对个人利己主义与公众利益相结合的阐述

<正>一、利己主义是交易的动力斯密的个人利己主义主张服务于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他在《国富论》里论述分工时写道:"一切商品交换都是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推动的,每个人都是按最有利于自己和最可行的方式来选择职业与分工的","我们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     

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

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学生请愿示威运动启动迅猛,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后很快结束。学潮规模巨大,行动激烈,对当局的冲击程度超过以往的学生运动。但此次学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和一致的奋斗目标,也未与工农商各界相结合而形成持久运动。运动受到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在国民党当局的化解政策和众多因素影响下归于平息。     

国际关系演变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与中国对东西方世界之认知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史家的分期,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进入近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确实被动地、一步步地加入了西方国际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朝野的主流并不认同甚至鄙视这种如同古代中原周边游牧民族政权那样的崇尚武不尚德的近代欧洲式的国际关系模式,     

中法交涉曾纪泽对红江通商与黑旗军处置议案的策略

在中法交涉中,有关黑旗军抗法和清政府对黑旗军的态度问题,史学界论著颇多。通常观点认为,清政府借法人之力消灭黑旗军,而刘永福实际上成了中法议和的牺牲品。关于参与中法交涉的重要人物曾纪泽对黑旗军的态度,以及曾纪泽提出并尽力实践的“红江通商”与黑旗军处置案的关系并未涉究。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     

论晚清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二)——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这段历史时期,以1861年1月设立总理衙门为契机,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近代化终于也艰难地起步。清朝政府在中秘、中巴签约谈判中,较好地捍卫了中国的权益,较好地保护了在欧美小国的华侨的正当权益。开始走上世界以适应世界潮流,学习按照近代外交惯例办理外交。“天朝上国”的观念尽管受到很大冲击,但影响仍然巨大而深远。     

“九一八事变”后学人对甲午战争的探究热潮(1931-1945)——基于学术心态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后的30余年中,该役并未得到国人全面考稽和冷静反思。1931—1945年间中国学人对甲午战史关注骤切,掀起了一场探究热潮,其无疑是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现实所激逼,其目的主要在于鉴往察今、惩前图后以及明耻奋进等现实诉求。是时,对甲午战史研究的具体诉求各异,或望国共合作抗日,或期政府重视军事,或劝政府勿恃外援。学人们既抱不同的现实诉求,也决定各自关注甲午研究的视角及内容不一。当时甲午战史的研究,确为抗日提供了一些极深刻而有益的教训。但在急切的现实诉求之下,历史也时会成为既定教训之注脚。     

桑原骘藏对布哈拉与安姓人的误导观点

1924年桑原骘藏对陈垣上寄给他的一份手稿发表了个人见解。他认为唐或唐以前中国的安姓人以布哈拉(Bukhara)为其原居住地,他特别举了武威安姓的例子。而那些认为武威安姓源于安息(Anxi),即长期被认为是汉代著述中的帕提亚(Parthia)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     

移民全球化与通婚地方化——基于对福州侨乡的实地研究

论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选择福州侨乡地区的新移民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在移民全球化背景下的通婚地方化现象进行考察和分析。认为侨乡"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移民在风险社会下的理性抉择、扩展家庭社会资本的需要,以及新移民在移居地族群融合状况不佳是该地区盛行地方化通婚的主要原因。福州侨乡地区移民全球化与通婚地方化并存的现象,其实质是非精英新移民群体迁移全球后,遭遇文化冲突而选择的一种适应方式。     

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

阎锡山和中共都高度重视农村问题,阎能在山西独立经营20年之久,或与其在农村改造问题上的用心有关。但是,阎锡山的统治,仍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上,因此,其抵御共产革命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是不允许中共在山西公开合法活动。抗战爆发,中共得以明暗两种方式进入山西,公开合法地介入到基层农村民众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去,自然引发了与传统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从任何角度,中共这时都需要争取阎锡山能够在新旧势力,包括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因此,它并不曾主动地采取过破坏与阎统战关系的政策、行动,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尝试着修补双方关系。然而,由于观念意识、经验情感、不同层级人员对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妥协合作出发点不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关系终究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破裂。     

海峡两岸共享史料共编志书的实践与探讨——以福州《船政志》为例

地方志书是与史书并列的古代基础文献典籍,海峡两岸共编志书与共编史书同样属于史志文化事业,它对于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中华民族认同感,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以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集合两岸专家学者共同编纂出版《船政志》为例,从修志传统、渊源关系、学术基础等方面论述了海峡两岸共编志书的可行性,再结合福州《船政志》的工作实践,总结两岸共编志书的立项筹划过程、编纂运作方式和志书体例与写法,以及共编志书所存在的问题困难等,试着对今后两岸合编志书提出一些建议。     

对北宋钱文书体的探讨与思考

汉字的书体,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5类。     

对杂技编导的作用与能力探讨

随着剧场和舞台杂技演出格局的充分建立,杂技艺术在我国具有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本文对杂技编导的作用与能力进行了分析,并对杂技编导效果的强化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能够推动杂技艺术的发展,让当代杂技艺术走向多层面、多领域的现代化道路。     

对中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探讨

中职教育发展强劲。但发展的背后存在着理论体系不完善、思想观念落后、生源质量滑坡、制度建设滞后、经费投入不足、专业设置盲目、师资力量缺乏、教材建设滞后等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为克服存在的问题,促进中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转变观念、扩大宣传、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创新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