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件视野下的遗产阐释与展示溯源及发展

《雅典宪章》作为第一份有关历史古迹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除对保护技术问题的探讨外,为后续在遗产领域“阐释”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美国学者弗里曼·蒂尔登首次提出阐释定义和原则开始,到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发展,其内涵外延也随着遗产概念与保护理念的延伸而不断拓展。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自诞生以来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将教育功能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阐释与展示覆盖的范围、发展方向也随遗产概念和新兴关注方向的演化而调整。作为链接遗产地与公众之间的重要纽带,阐释与展示既离不开对遗产价值的提炼、挖掘与再认识;也离不开对遗产周边环境的理解、对目标群体的探析、对适当方式的选择等。可以说,阐释与展示在遗产保护管理中贯彻始终,不仅链接了遗产的过去,又帮助遗产搭建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在遗产保护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鼓浪屿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展示实践——从方法论到落地实施

在鼓浪屿预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工作中,遗产阐释展示设计团队所承担的工作包括:制定宏观的遗产阐释展示实施规划,针对不同的受众的需求,将抽象、专业的文化遗产价值结合物质遗产策划一系列可视化、可传播的阐释展示项目。在微观的遗产展示标识牌设计及制作实施中,把对遗产地及价值的认知渗透到每一处工作细节。策划共享遗产专题展览,从全球视野和共享遗产概念重新审视和客观阐释鼓浪屿文化遗产价值。这些关联性较强的工作不断加深了团队对遗产价值认知是一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的理解。     

大遗址阐释系统构建初步研究

<正>一、前言大遗址,即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1]。有效的对大遗址实行保护,发挥其价值,使大遗址的保护能够惠及民生,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展示作为联接公众与遗址的之间的桥梁,是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然而,现阶段展示工作存在着"方式单一、内容单一、信息源单一"等问题,使得公众无法真正了解遗产的价值、无法了解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

遗产价值是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物质遗产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在地居民和游客)的实地体验。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的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站在文化遗产本体的角度,对于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包容的遗产价值观,是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调发展的首要路径。     

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和规范——从“适用于考古发掘”到“遗产地诠释与展示”

诠释与展示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进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欣赏,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从《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到《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等国际文件都传达了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引入这些国际理念,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用于中国的实践将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产生积极影响。     

《威尼斯宪章》的真实性精神

本文通过对《威尼斯宪章》颁布50年来指导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实践指导与理论总结过程的作用予以辩证分析,重新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科学价值进行了新的阐释与理解,并将对文化遗产真实性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提升到更深广的历史层面——活态遗产的保护与研究。     

大遗址现场展示的策略初探——以良渚遗址现场展示实践为例

正大遗址是人类历史演进、自然环境演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真实记录。"大遗址"概念第一次提出是在199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并特别强调了应将这类遗址的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①。2008年通过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文化遗产的诠释与展陈宪章》以国际文件的形式将文化遗产地的展示定义为:一切可能的可提高公众意识、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活动~②。可见,展示作为文化遗产最终走向     

突出普遍价值评估与遗产构成分析方法研究——以大运河为例

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为了能够更好地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准确认识和阐释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构成.通过对国外和国内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对比我国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价值评估与阐释,结合大运河申遗研究,探索和完善了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评估与分析方法.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的确定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和核心的工作,本文介绍的分析评估方法可为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分析提供一种参考.     

鼓浪屿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研究初探

目前,鼓浪屿正式获中国政府推荐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作为城镇型的遗产地,其承载世界遗产价值的城市遗产的日常保护与管理、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遗产环境的维护、遗产蕴含的历史文化的阐释及展示等工作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首先从自然基底、建成环境以及非物质层面与社区场所精神简要分析承载"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载体。随后以历史性城镇景观(HUL)保护方法的视角,分别论述如何动员从"自上而下"的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层面,以及"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层面的力量,共同对价值载体进行全面、可持续保护的方法。希望通过历史性城镇景观的保护方法在鼓浪屿的实践,继续探讨这种方法运用在更普遍的历史城镇遗产保护中的可能性。     

文化遗产旅游分歧与融合的理论基础：真实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文化和旅游融合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真实性是其核心问题。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真实性被局限在一个偏向于本体、原状、过去、历史价值的视角中,旅游的商业利用与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旅游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真实性问题。国际遗产思辨研究和旅游研究成果显示,参与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的)旅游活动的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文化遗产价值的构建,而他们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体验是融合文化遗产和旅游中两个真实性的理论基础。"主观真实性"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真实性理论融合方案,这种建立在"以人为本"理念上的真实性概念,可以更好地阐释在旅游活动中人与遗产本体的互动关系,从而将文化遗产和旅游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融合起来。     

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与中国获奖项目的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亚太遗产奖")是由UNESCO曼谷办事处于2000年发起设立的国际区域性文化遗产奖项,对亚太地区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亚太遗产奖"申报主体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是民间性,申报项目的文化遗产实体须满50年。中国是"亚太遗产奖"申报项目与获奖项目最多的国家,至2016年共有60项获奖项目,显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作用,鼓励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促进了获奖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文化部 17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全面启动

正为全面展示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成果,引导和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非遗保护工作,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下简称遗产日)前后,文化部将组织开展一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5月23日,文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发布。1700多项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据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介绍,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口号为     

意大利视野下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在意大利有着曲折发展历程。切萨雷·布兰迪(CesareBrandi)于二战后提出的"预防性修复(restauro preventivo)"为更新遗产保护流程和实践提供了最早和最重要的参考,但是布兰迪的修复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艺术品保护,将其应用于建筑保护则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较之馆藏艺术品领域,建筑遗产领域的预防性保护往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乔凡尼·乌尔巴尼(Giovanni Urbani)于1975年提出的"翁布里亚区文化资产计划性保护"(Pilot Plan for Programmed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in Umbria)试点项目,可视为意大利预防性保护的里程碑。1990年开始的"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RiskMapofCulturalHeritage)项目为意大利建筑遗产的区域性灾害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前沿性研究提供了参考。最后结合《威尼斯宪章》后意大利本土在建筑保护教学界的变革和对建筑保护的重新定义以及2004年意大利颁布的《关于文化遗产和景观的国家法典》(NationalCodeofCulturalHeritageandLandscape)中对保护、预防、维护和修复的定义,提出了基于追求材料真实性之目标和提倡共同演变式保护的计划性保护的实现途径和未来趋势。     

本土知识的发掘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正>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地区发展和农业永续的基本前提。自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以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使古老的农业景观和农耕技艺重新复活,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带来了灵感。农业文化遗产与其他遗产类型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因此,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生态系统便是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换言之,如果村落荒芜,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具有多样性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需要尽可能地把多元的遗产创造、多元的遗产继承、多元的遗产认同以多元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遗产阐释是一项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并可能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信息传递活动。遗产阐释不是专家独享的学术和教育活动,而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弄清楚“谁之阐释”“何种阐释”问题。“谁之阐释”,强调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何种阐释”,探讨的是如何讲好遗产故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启迪和教育价值。文化景观和原住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完成际代传承,将继承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赋予当代的记忆和思想价值而完成新的际代传承交于我们的后代,从而保证遗产的延续性和历史完整性,是文化景观当代阐释必须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为遗产阐释提供了实现方式和技术支撑,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价值内涵和价值体验,还可以建立起价值阐释的包容性机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遗产的阐释权从专家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从传统的“专家生成内容（PGC）”转向“用户生成内容（UGC）”,真正推动遗产的共享和共建。负责任的文化遗产旅游阐释不仅仅是一个遗产价值传递与公众教育的传播过程,...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立场

东方主义思维正借全球化浪潮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蔓延。东方文化遗产保护除匆忙应对来自西方的质疑外,当务之急应根据东方文化遗产的特征和保护实际联合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立场。东方文化遗产除应保护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惯例中强调的有形文化遗产物质基础外,还应更加突出保护文化遗产蕴含的人类集体记忆、文化基因、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等精神内涵。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立场,有利于通过保护东方文化遗产,继而保护面临西方强势文化同化危险的东方文化。     

《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出四个大趋势：一是越来越从全人类的角度来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并使这些基础资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二是遗产保护的综合性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遗产保护不再只是专业机构的领域而日益成为一项吸引众多行业、众多人才的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越来越强调对得到保护的遗产的应用,以及与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基因的传承、发展,遗产保护的目的越来越接近直接为社区发展与繁荣、为民众的现实生活服务;四是由于“物质遗产”消亡的必然性．人们更多地借助数字化等多种手段去发掘、整理、记录、表现那些“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更多地加入了传承与发展的内容。《威尼斯宪章》作为一个兼容、开放、发展的系统,既是这四大趋势的最初产物,也是这四大趋势遍布全球的基本推动力。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上述趋势也已经初步显现。     

世界文化遗产多层级价值整合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以清西陵为例

价值评估是我们认定文化遗产构成、开展保护工作的依据,全面、整体阐释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遗产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的概念强调了国际与国家层级的价值,较少顾及当地与社区层级的价值,可能造成价值阐释的不完整,从而带来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问题。以清西陵世界文化遗产为例,陵寝机构在时代转变之中留存为守陵村庄,家族历史赋予守陵人后代独特的身份认同,村庄历史与当地民俗可以作为清西陵建造、管理历史与礼制文化内涵的生动解说。同时,遗产地居民在地方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遗产管理之中,重建他们与遗产的联系,从而赋予遗产地以新的活力。     

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连接起点的最后一环

<正>遗产的阐释与展示需要以深入科学的研究、准确的认定、达到符合展示条件的保存状态为基础,因此常常作为最后一个环节被安排在规划或相关的项目执行计划中。但在加强遗产保护社会参与,提升遗产保护社会效益的一系列推动关系中,遗产展示与阐释又可以被视为推动这一良性循环进程的起点。从这一角度看,前一个阶段中遗产如何被阐释和展示,可能或多或少决定了下一个阶段遗产能得到怎样的保护。因此,关于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策略,可能并     

从真实性角度看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活态保护"是目前还保存原有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保护顺利实施的关键。文化遗产整体的发展过程中,物态的真实性固然重要,但是文化遗产真正的气韵与内涵来自于遗产的历史发展过程。将遗产延续和保持活态才能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使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保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