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以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对比凤凰村与周围4个村庄民间信仰活动的现状,厘清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的意义。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赛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赛会活动也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协调村落关系、构建村庄边界。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

在关于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信仰圈”或“祭祀圈”之类的术语来表达神明和庙宇的信仰空间。在常见的分析架构之下,不管是“信仰圈”还是“祭祀圈”,往往都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范围。而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广东东部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的研究①,描述一个相互重叠的、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种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超地域”的社会心理内容。一、社区早期发展与社庙系统的形成我们要讨论的名为“樟林”的村落,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     

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

河北故城村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比较重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诸多传统礼仪,在精神生活领域呈现出一定的自足特征。长期以来,村民崇尚“武教天元”,一直传承着梅花拳“文场”的信仰系统,并将之贯穿于村落日常生活之中。村民立足于现实社会土壤,出于生活互助与精神充实之需,在将梅花拳祖师化入法王宝殿神系的同时,也将多种民间信仰融入梅花拳的叙事系统,成为村落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文化资源。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自上而下展开的背景下,梅花拳获得进入村落信仰体系的合法性,其武场与文场都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故城村信仰活动中最富生机的部分。     

浅论“非遗”保护要扎根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在村落。何谓“村落”?《辞海》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生产生活中聚族而居建造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村民在世世代代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化。它是“以一定村落共同体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体制、观念和心态”。它包括节日文化、习俗文化、信仰文化、制度文化、家庭文化、民间语言、民间文学、美术、舞蹈、戏曲、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     

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人类学的语境中,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虽具动态性,但却有约定俗成的研究范畴。基于此,关于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相关议题：民间信仰与现代化,民间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学者们在不断拓展民间信仰研究内容的同时,也在寻求研究范式的转换,这表明在人类学语境中,民间信仰研究已有共同的问题、方法和学术取向,初具学术范式的意义。但是,在“非遗”之后的民间信仰研究要获得进一步学术推进,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分析框架,深化问题意识。     

浮动的“中心”：湄洲岛妈祖信仰空间考察

台湾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为研究汉人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体系架构。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具有完全民间性的特征,这与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不同。湄洲岛的妈祖信仰空间由本岛十四间妈祖宫与祖庙组成,其祭祀组织可划分为以祖庙为中心的地方性信仰组织与全球性信仰组织。前者具有民间性特征,祖庙作为全岛祭祀中心,与各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中心与地域相叠合;后者则因国家政治、地方形象塑造和旅游经济等外力的介入,形成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权力结构,本岛社区在祖庙管理中被边缘化,信仰中心浮动于地域之外。     

将军信仰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以半田村为例

中国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尤其在农村地区,信仰形式多样,神灵种类繁多。将军信仰是福州义序半田村的村落民间信仰,其信仰对象是将军,信仰覆盖范围仅限半田村。本文以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法,深入实地,在翔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将军信仰仪式活动,展现村落生活文化的精彩。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