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反复旧”,实质上是1967年“反逆流”的继续。历时半年的“反复旧”,不仅在全省造成了新的动乱,而且波及兄弟省,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分山东全省和中央在北京举力山东学习班两条线,解决“反复旧”问题,进而解决山东问题。     

珍宝岛事件与中共九大

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提醒人们：“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贵阳市政协九届六次会议掠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06年2月13日至18日在贵阳举行。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及中共贵州省委九届八次会议、中共贵阳市委七届十五次会议精神。会     

叶剑英到湖南受冷遇

1969年10月-1970年7月,叶剑英在湖南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鉴于中苏关系的紧张,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准备打仗”。是年9月,全军召开战备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军队不要松懈”的指示,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10月,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

中共九大是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是“文革”第三年的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新闻影片中,毛主席扳着指头说“已三年了。”这是“文革”达到的一个高峰时期,回忆起来,正是在九大前后,山西南同蒲铁路却混乱的出奇!两派群众的武斗冲击铁路,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大动脉无法正常运转。非法的3．18列车即是当时晋南铁路的“怪胎”,为此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照办”的“7．23”布告,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中共九大上的权力暗斗

吴法宪作为中共九大的副秘书长,又是“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共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参加了九大的组织筹备与会务工作,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秘书长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他曾回忆了会议期间以林彪为首和以江青为首两个派别之间的暗斗秘闻。     

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的“非常”岁月

二四年第四期总政主任人选风波1973年12月22日,中国“文革”史上又一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军令如山,奉命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在命令发出的当天即走马上任。当时中共“十大”刚召开4个月,雷厉风行进行的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当时也参加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和接见活动。这…     

对《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的订正与补充

贵刊今年第3期刊载的《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有一处写得不对。原文这样说:“‘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其实“八大”党章第三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即是说,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隔五年代表实行换届改选,如同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这本来是“八大”对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种制度创新。可惜这个新规定未能得到贯彻…     

三大军区司令“表态信”引发的政治风波(上)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围绕是否称毛泽东为天才,是否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最终,一向受到毛泽东     

方志敏创建赣东北苏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迅速占领武汉、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这革命危急关头,中共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作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正确决策,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折。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三)

“二月逆流”事件1967年2月间,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异议。谢富治是唯一发言为林彪、江青等辩护的人。会后,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会议情况,江青说,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     

叶剑英到湖南受冷遇

1969年10月—1970年7月,叶剑英在湖南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鉴于中苏关系的紧张,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准备打仗。是年9月,全军召开战备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     

也谈巴西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巴西会议,是长征途中党中央在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过去一般认为是一九三五年八月。最近,有些同志考证会议召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但对具体日期有分歧,一说“只能是九月四日”一说“应当是九月九日”。下面根据所掌握的材料,谈自己的一点意见。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谭震林冤案因由

1968年3月24日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就“杨余傅事件”讲话时,斥责了所谓“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后,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并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跟着狂呼,整个     

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3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中共淮阴市委、中共盱眙县委,在淮阴市联合召开“纪念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江渭清等新四军老战士和来自福建、浙江、湖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的研究工作者共6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22篇。     

忆阳泉市的首次扩军

1947年正太战役中阳泉获得解放。冬天,在中共阳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向前发展,生活得到改善。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     

习仲勋在长葛指导农村搞联产大包干始末

到长葛调查研究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严重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泛滥,河南是全国的重灾区。面对困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并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 、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6）

1928年6月,莫斯科,中共“六大” 原定计划,中共“六大”是在澳门或香港举行,但在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告知,苏联政府愿意出巨资将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接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德镇一栋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央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