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党营事业

党营事业是由国民党投资、为国民党所管控和利用的事业类型。党营文化事业与党营经济事业是党营事业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国民党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前者是以宣传党义,领导和控制舆论为主要任务的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所属事业,包括新闻报刊事业、出版印刷事业、电影广播通讯事业等。后者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创设的盈利性经济企业。它以合法取得盈余充作党务经费而实现企业养党为宗旨,大致可分为工厂实业、金融事业和商贸运销事业三类。二者在筹办的历史背景、规模体系、所担负的政治使命与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分际。国民党创立党营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与有效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但规模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未能挽国民党于大厦将倾,并最终随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而幻化成历史的云烟。     

关于《北风》诗刊的点滴回忆

王文光、杜任之和李毓珍三位著名教授,于1947年在山西大学共同建立了民盟在山西最早的组织。他们分工如下：王文光教授负主要责任,杜任之教授负责组织工作,李毓珍教授负责宣传工作。此时,国民党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阴森森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山大校园。民盟组织的三位创建人有事要商量,也只用“你找我,我找你”的方式进行。他们谈什么呢?李毓珍教授在《关于民盟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讲,他们三人见面谈得最多的是创办《北风》诗刊的事。     

吴开先等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读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

抗日战争,除了战场上硝烟弥漫的厮杀,还有隐秘深藏的敌后地下斗争。关于前者,史家已多有研究;关于后者,至今尚少论述。兹就台湾中研院朱家骅档案所藏,参以“孤岛”时期的上海报纸,阐述国民党系统在上海地区的部分敌后工作情况。     

也谈地方史志多元化与信息化

一、问题的提出从第二届修志的启动来看,如何总结第一届志书的得失,第二届修志是续修,还是重修？在这之前已经有各种文章对此作了分析,总体来看各有不同,但人们从志书编纂的工作思路、志书的篇章节目体式上谈得多,从地方史志多元化、信息化的层面则谈得少。     

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以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为例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近年来，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的研究，人们注意较多的，往往是派系纷争对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弱化效应；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     

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

1931年上海发生了“牛兰案”,1935年上海又发生了所谓“神秘西人案”。前者是共产国际的案件,后者是苏联红军情报部的案件。但国民党特务办案人误把两案都当为共产国际的案件,搞不清两案的差别。这反映30年代苏联情报人员在掩护名义的安排上常能迷惑住敌人的耳目。     

《新路》同人的政治态度论析

《新路》杂志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份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论性刊物。以此为中心的民主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抨击,但认真分析其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判,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并不仅是批判那么简单,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要求,现实追求和理想政治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呈现既维护又批判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浅析国民党特务组织对国民党组织本身的破坏性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的初衷是改变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和派系斗争的状况,但特务组织不仅未能实现以上目标,反而破坏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增加和激起了更多的派系斗争,对国民党组织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程潜与蒋介石

程潜与蒋介石,一个是军界“元老”,一个是国民党“领袖”,若论政治地位及社会政治影响,程远不及蒋;然而就个人资历而言,蒋又远不如程。程潜与蒋介石有过较好的合作,但又不断遭劲蒋的排挤,二人之间时有不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二人终于分道扬镳,解放战争后期、在我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形势下,程潜和陈明仁一道毅然在长沙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投入人民的怀抱;而誓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则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悲结局。这样,在程、蒋二人之间,历史的天平明显向前者倾斜了。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更趋保守的反映,也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形成并完善的重要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电影的集中管理与控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既有对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继承性,也有其自身工作的拓展性。就国民党创设其初衷而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自有其成效,但又并不完全似国民党当初之预期。     

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

一、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又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其骨干分子之一朱霁青为东北籍国民党元老,曾为组建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25年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建立时,曾担任市党部负责人,并参加了支援郭松龄反奉倒戈活动,自任东北国民自治军总司令。该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七道街7号。朱霁青在东北和哈尔滨国民党人中很有威信,在他的影响下,在哈尔滨的很多国民党人参加了改组派。国民党早期党员王里封就是其中一个。     

老作家过上了新生活

解放以前,作家们不仅生活贫苦,在政治上也饱受国民党的迫害。进步作家被特务盯梢是常事。发表作品,还要经过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审查。臧克家同志说,一个作品被国民党七删八改,印出来连自己都认不得。陈白尘同志也谈到国民党在1942年对重庆进步戏剧运动的压迫。他说,那时候,郭沫若、阳翰笙、曹禺、夏衍和他自己创作的剧本,都被国民党审查机关的红笔删过。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初探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基本上执行了持久抗战的军事战方针,这一方针对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国民党的持久战有一个从战役持久到战略持久的发展过程,其转变是被迫的。而且,国民党的持久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试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国民党消极抗战起始于何时?

国民党消极抗战起始于何时？张设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抗战到消极抗战的变化过程。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究竟起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同行学者。一两种难以成立的说法国民党消极抗战到底从何时...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组织发展的几个基本特点

1927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统治的头十年,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情况如何呢?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喜欢引用蒋介石的一句话,看作是对这十年内国民党的一个基本评价。1932年,蒋介石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今天,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恢复1924年时期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应该讲,蒋介石的这段话道出了这十年内国民党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即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它的革命精神。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对战前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