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室壁画形态中的“频闪效应”

相似性的连续排列是汉代墓室壁画形态结构组合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知觉式样使观者在视觉心理上产生了"频闪效应",进而,使得本来静止的画面富有动感。     

浅析老子之“道”的英译

老子之"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和三个基本性质。在将之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学界采用了附会译法、格义译法和音译法三种形式。其中,附会译法和格义译法是在西方中心的殖民文化思想翻译观的支配下做出的选择,而音译法则展示了一种相对平实而又开放的文化心态,因为它是在中西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展开工作。而且,音译Tao对老子之"道"的翻译已被英美学界普遍接受。     

铜镜珍品:战国三兽三山铜镜

<正>笔者在这里向藏友展示一面三兽三山镜。该镜直径为21.5厘米,边缘厚0.6厘米,三弦钮,圆形钮座。主题纹为三个"山"字和三兽相间环列,一兽似虎(也有称犬),呈前视竖耳垂尾状,另两兽似鹿,作曲肢回首状,三个"山"极为醒目,呈逆时针方向(左倾)排列。     

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

一、七贤名次排列的先后魏晋之际,竹林七贤姓名排列的先后,现知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见于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此谓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即用此文,删去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两句。陶渊明圣贤群辅录,叙述竹林七贤,名次完全与世说任诞篇相同。     

《关氏家谱》中的序称

谱谍中的序称,一般多以"大、二、三、四、五……"或"长、次、幼""孟、仲、季"排列.近日翻检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西古村保存的《关氏家谱》,发现其中有特别的序称,较为鲜见.     

唐石经碑式与中古书册制度关系探微

唐石经碑式改变了汉魏石经"一行直下"的形式,而采用"分层横刻"这一类似于后世刻帖的经文排列形式。结合中古书册制度,碑刻书丹、镌刻流程以及唐石经前身"壁本"形制等影响唐石经碑式形成的诸要素,可以推测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是为了在不改变传统碑石形制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当时经籍写卷形式,减少书丹和阅读的疲累,是在长幅的中古写卷与直立的碑刻之间作出的折衷,客观上利于拓印后的装裱与流传。同时,始自大历五经壁本的"壁经"传统,可能使得唐石经在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将连成一体的碑石视作整个宽广的平面,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构成形式,从而采用了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为中心的排列方式,因此在"分层横刻"碑式基础上伴生了"跨书"这一独特现象。     

孔子的私学简析

孔子顺应当时学术下移的潮流,首创私学;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促进了教育大众化。社会对职业人的需求和学生求学以"干禄"的就业动机要求孔子私学开展职业教育;孔子"儒"的出身和特长保证了这种可能性;孔子的私学具有立足传统,面向现实,人、才并重,以人为本的办学特色。     

连续三年高职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采用《大学生人格问卷》对某高职院校2011-2013年连续3届高职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旨在了解高职新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及整体变化趋势。调查结果显示:一、二类学生检出率都呈逐年下降状态;排列前十的症状问题连续三年表现高度一致;典型阳性因子中"常常失眠"和"感到自卑"的学生比率呈逐年降低状态,"想轻生"的学生比率没有显著变化。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追求有内涵的概念教学——泰州市小学数学第一学段赛课后的反思

正有人说,小学数学教学就是"概念的教学"。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由此可见概念对于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性。在现实的概念教学中,就主观而言,小学生获得正确的数学概念,是一个主动、复杂的思维过程。客观上来说,数学概念的抽象性使得数学概念的教学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我区教研室李娟老师在进行课题研究时,首选概念教学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旨在推动"自主高效课堂"的全面实施。4月1日,我和同事们一起观摩了市级第一学     

封面简介

正玉雕"蓬莱仙境"是一座山子,它以"群仙祝寿"为题材,在紫檀嵌银丝的台座上雕成"蓬莱仙境"、"洞天福地"和"玉宇瑶池"三座仙洞,由近及远上升排列。整座玉雕色彩斑斓雕工繁复,王母娘娘手持如意端坐在最上面的"玉宇瑶池"洞内,侍女手持宫扇立于两侧。洞外蟠桃仙树硕果累累,白猿正向王母娘娘献寿桃,手持宝物的八仙也从四面八方赶来祝寿。此处崖高谷深植被繁茂,梅花鹿跳跃其间,蝴蝶翻飞翩翩起舞。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本文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进而通过归纳呈文的书写特点,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学界对一些册书的复原存在问题。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这种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很多"衣物疏"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     

三坊七巷保护工程 探索城市历史中心区的活力复兴

<正>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中心,从晋、唐形成相对独立的街区发展至今,仍延续着以坊巷组织起来的传统城市住区空间格局。整个街区以南后街为南北主轴线,西侧依次排列着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三坊",东侧依次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七巷"。整个区域由道路划分出若干区块,每个区块又由各个宅院进行划分,形成有机的街巷肌理特征。三坊七巷现在存有172座明清历史建筑,院落式民居建筑主要位于各     

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

清代科举"展期"不仅体现在作为科举制度衍生出的一种弹性应变与自我修复机制,而且体现在它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反作用于科举制度母体并导致其结构性的改变。清代科举"展期"不仅成因类型复杂多样,而且比例很高地以突发性"展期"呈现,并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高峰时期。清代科举考试在调适性增强的同时,也使得试期这一"制度时间"面临类型多样与程度各异的扰动,从而使得科举考试在时间维度上潜藏了诸多不稳定元素以及呈现出制度松动与歧变。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江苏昆山花桥公社赵家桥的“太平天国”石刻

江苏省昆山县花桥公社赵家大队赵家桥桥面上,近年发现了"太平天国"四字石刻。花桥公社位于昆山县东南部,和上海市的嘉定、青浦两县接界。赵家桥在花桥镇以西两公里,是一座具有当地特色的三孔石板桥。总长21米,高约4米,南北方向架于旧鸡鸣圹上(图一)。桥面有九条石板,分三段排列,共长14.3米,宽1.4米。在南边一段中间一块石板(长430厘米,宽46厘米)的     

李斯:不得好死的秦国“法官”

正公元前221年,中国史无前例地实现统一。秦王嬴政自命为"始皇帝",以后的皇帝将由二世、三世一直排列下去,直到万世。当时丞相、群臣建议在边远的地区,分封皇子为诸侯镇守。廷尉李斯看透了秦始皇的心思,出面坚决反对,说:"周朝分封子弟同姓为诸侯,可是子孙后代疏远到互相攻击如同仇敌,周天子也没有办法禁止。现在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所有的皇子、功臣     

浅议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界行”与明清活字“行格界线”

"界行",也称"行格界线",是版本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界行"是古籍中与文字相随、间隔字行的细黑线条。近代,西洋活字印刷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版刻、活字技术,洋装书取代了线装书,"界行"也随之从书本上消失。过去认为,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简称《印书法》)中的"界行",就是明清活字印本上的"行格界线"。近期,笔者重新审视西夏文佛经《本续》,对将其定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是"隔行竹片印痕"的认识有所领悟:《造活字印书法》中的"界行",与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不同,它是不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王祯《印书法》"界行"进行了论证:1.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概念不同;2.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性质不同;3.它与金简《程式》"套格"不同。     

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

"旧社"是台湾原住民的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是原住民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聚落的迁徙和内涵形态发展的结果 ,与特定现生族群的口传"记忆"与文化直接关联,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共同课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玛玲教授的《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展示了她在屏东县牡丹乡高士村排湾族"南排"Palilalirao群的Saqacengalj、Cacevakan、Aumagan等三个石板屋旧社遗址的调查研究成果,着力空间分析,详细记录旧社聚落内不同形态至房舍的位置关系与布局,并通过聚落环境、家屋排列、形态分类、构造特点、文化内涵等,分析三聚落的异同及与"北排"的差异,并思考了考古学旧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台湾考古学、民族学上价值不菲,在华南其他族群的民族考古学上也有重要的启示。     

也谈叶家山曾侯墓葬的排序问题

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曾侯墓葬排序问题,学界多有讨论,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本文通过分析墓地出土"曾""曾侯"铭文青铜器与墓葬的关联、曾侯墓葬与其他贵族墓葬的位置排列,以及墓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认为三组曾侯墓葬排序由早到晚应该是M65→M28→M111,也说明墓地布局是由北往南渐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