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庄子》至人观之研究

<正>一问题的提出圣人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想人格,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诸子依据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各自不同的圣人形象。有学者立足儒家圣人观的表达,试图透视中国文化的精神(王文亮:《中国圣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但在《庄子》文本中,最高理想人格的内涵却非圣人所能体现。至人虽不是《庄子》原文中的唯     

论晁错及汉初“新法家”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韩"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韩、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     

王弼《老子》二十八章注与《老子》本意小析——兼谈王弼名教起源观

《老子》二十八章中提到"朴散则为器",以及圣人和官长,涉及到本源论和社会人生之域,是很有意义的一章,《老子》除了描述本源的发生,还表达了圣人持无为之德,影响天下万物之意。王弼的注解同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其将圣人与官长同儒家名教联系起来,其解释与《老子》本意有所偏离,因而造成了某些紧张。     

王弼《老子》二十八章注与《老子》本意小析——兼谈王弼名教起源观

《老子》二十八章中提到“朴散则为器”,以及圣人和官长,涉及到本源论和社会人生之域,是很有意义的一章,《老子》除了描述本源的发生,还表达了圣人持无为之德,影响天下万物之意。王弼的注解同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其将圣人与官长同儒家名教联系起来,其解释与《老子》本意有所偏离,因而造成了某些紧张。     

读《古史辨》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引发的思考

"诸子出于王官"说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近代以来,有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的讨论中,肯定者以章太炎为首,他的《诸子学略说》极力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并利用对诸子各家的论列巩固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被学术界列入"信古"派;否定者则以胡适为中心,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陈章说的偏颇之处,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学术界也因而将他归入"疑古"派。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不尽恰当,并将章氏和胡氏的立论依据进行比较,发现胡适的"疑古"实则是建立在"信古"的基础上的。此外,本文还就"学在官府"和"学出王官"的实际进行讨论,肯定了胡适的"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的论断;与此同时,还对诸子之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诸子出于王官”说质疑

##正##"诸子出于王官",这一说法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近人章太炎力主之,胡适曾撰文驳斥章说。考诸史籍,《汉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既不见于先秦典籍记载,又与史实不符。胡适所论之外,以下几点亦可证"诸子出于王官"说难以成立。     

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义"在战国时期引起了诸子的群体性重视,成为子学的共同话域。诸子对义观念内涵作了选择性继承,对"义"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义"由此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对象。换个角度看,"义"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论"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方向,立"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宗旨,"义"又是诸子共鸣的核心内容。这表明"义"不是某家某派的特殊标签,而是不同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诸子围绕"义"形成的争鸣与共鸣,集中体现出子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在一致性。     

造神与造圣——精神现象零拾之七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     

孔子“无为而治”思想刍析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无为而治"治国方略,是诸子的共同抉择.如管子曾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白心>);韩非子曾云:"虚静无为.道之情也"(<韩非子·扬权>).而在很长以来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则都把"无为而治"当作了道家所特有的政治思想.这一认识状况需要改变.本文对孔子"无为而治"思想做初步探讨,希望能为重新认识诸子的这一政治思想提供借鉴.     

道家与中原文化

道家与中原文化葛景春先秦时期的文化,由于长期的诸侯争雄,天下分裂,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诸子各派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它们之间,虽然互相渗透、互相交流,但其文化个性却十分明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儒家...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     

墨家孝道思想浅析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学派,也是论"孝"最多的学派。但是墨家的孝道与儒家的孝道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墨家学派的指导思想是"兼爱"。     

论贾谊的帝王之术

先秦诸子的道德之论,也就是帝王之术,同归于执本秉要,清虚自守。贾谊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认为“道”是人君取得成功的最高政治法则,并且认为“道”的内容就是“善”。而贾谊道德论的实质是以“有为”为“无为”。为适应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贾谊提出以“有为”的方法治理国家,实现老子提出的天下有道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政治状态。     

“心系天下”彰显成功人士的大爱情怀 “母亲水窖”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电信推出的"心系天下"系列手机以具有天下情怀的高端消费群为目标用户。心系天下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精髓,实际和我们当代倡导的社会责任一脉相承。中国电信从2009年开始推出了"心系天下"系列手机以来,已推出W699、W799、W899、W999几款产品。2010年底,在中国电信与三星电子联手推出第三款"心系天下"系列手机W899的上市发布会上,双方提出向,"母亲水窖"捐款的倡议,参会的CDMA产业链合作伙伴踊跃参与,共筹集78万余元     

周秦诸子书多出于国史、家乘论

最早的古书,大体是“六艺”类的官书。诸子出于王官论,从古书形成的层面而言就是诸子书出于官书。然而具体来说,周秦诸子书与史乘类古书最为密切。无论从书名、内容还是叙述方式来看,周秦诸子书多出于国史、家乘这一史实是成立的。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先秦时期周公形象的演变

周公的形象在先秦时期可分为就青铜器铭文、史书类文献和子书类文献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不同类型文献有着不同的著述特点。周公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并被后来的诸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绎和利用,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周公从历史事件的形象逐渐演变为圣人,乃至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其形象经过后世诸子不断的演绎变得日益抽象。形象不断变化的背后则是不同的书写目的和诸子不同的价值判断。     

孔祥熙如何成为孔子后裔

正"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地位显赫,是民国时期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除此之外,另一个身份也让他颇为自豪——"至圣先师"孔子的第75代孙。圣人后裔,殊为荣光。可是,原本并不在山东曲阜孔氏族谱里的孔祥熙怎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圣人后裔了呢?一、意外邂逅,成为孔子后人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     

殷墟出土之钻陀及相关问题

<正>肇始于旧石器时代,发轫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产、生活中深得钻孔技术之便。最具说服力者当属钻木取火之术,《韩非子·五蠹》:"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直至汉唐时期,此法仍很流行~①。     

家、国与天下

在中国的政滗思想史上,“家”、“国”与“天下”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命题。自先秦时期起至今,这个命题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观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结起来便是一个缺乏责任的问题。文章以“家”、“国”与“天下”为切入口。并对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乱世中的思想进行重新的价值审视。进一步阐明“天赋己任”、“天下为公”以及“天民合一”对建设富强国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