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宁卫人口试析

明代的西宁卫是一个军民统摄的军事管理机构 ,所辖户口数却为正史所不载 ,仅见于地方志中。又因文献缺乏 ,仅有的记载也多有疑问 ,给专门史的研究带来了不便。本文对地方志中的几组户口数进行了分析 ,校正了西宁卫的军户和民户数。     

试析明代闽商活跃的原因

从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及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坐贾行商逐渐成为当时的风气,出现了“缩资而趋末,贫者倾产而就商”的社会景象。照时人林希元的说法,“今天下之人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在地处东南隅的福建,当地居民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众多商帮。他们在明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在反映明代社会经济情况的相关地方志与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     

试析明代外戚干政较轻的原因

有明一代,外戚势力极为羸弱。本文分析了明代政治状况中不利于外戚干政形成的因素。其中独特的选妃选驸马制度从源头上切断了外戚干政的火苗;科举制和内阁制的存在使得外戚难以深入统治高层;明代严密的的监察、刑罚系统,负责的文官集团对当时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外戚专权情况极为敏感和严厉,这些都是明代外戚势微的重要原因。     

江西樟树筑卫城建筑基址试析

正樟树市(原清江县)筑卫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城址。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和江西省、樟树市文博工作者,在筑卫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上层为商周文化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地层。1977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和省、市博物馆又组织人员进行了第二次科学考古发掘。2011-201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对筑卫城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在第一、二次考古发掘大探方     

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

本文首先从多种史料中统计了明代宦官的籍贯,然后按洪武至正德、嘉靖至崇祯这两段时间分别列表归纳,并比较分析了这两个时期宦官籍贯分布的变化以及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即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外藩、边地进献向定期选取自宫者转变。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试析明代嘉靖京营戎政改革

京营是明代京军编制,是防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力量。京营戎政即京营营操事宜。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刻受到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是谓"天子守国门"。在这种环境下,京师的防务问题至关重要。明代的京营经历了三大营、十团营、十二团营、东西两官厅的变革,至嘉靖年间的京营改革又恢复三大营制,其发展变化不仅反应了明朝军事力量的由盛到衰,更突显了明代军事领导体制的变化。     

明代蜀藩亲王墓葬的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析

明代蜀藩墓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颇多。结合对《明实录》等文献的梳理,推测潘家沟蜀王墓为明晚期的蜀端王墓,圹志碑未写蜀王谥号或与继任者"遽奏名封"一事有关。根据墓葬形制及蜀王文集、地方志等文献,凤凰山"蜀王妃"墓应是一座明早期的郡王级墓葬,墓主为崇庆王的可能性更大。结合部分亲王妃、郡王等略低等级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蜀藩亲王墓可分为成都北郊、成都东南郊、黄龙溪、仁寿4个墓区。明初蜀王墓的选址经过较严格的规划;僖王使用了尚在郡王位时即已选定的墓址;此后的和王、定王选址较分散,距成都较远;怀王之后均相对集中葬于成都东南郊,或有政令因素的影响。     

试析明代福建户口官方统计不实之原透

福建简称“闽”，又有“七闽”、“八闽”之称”地处我国东南，背山面海，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人类劳动生息的好地方。其作为一个后起的地区，起初人口稀少，在经历“北方汉人人闽的四个时期和四次高潮”后福建的人口逐年上升。至宋朝受宋金战争的影响，北方人民大量迁入，加之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导致了福建人口增长又一高峰期。到了元代“统户一百三十万八百一十七，口六百二十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五。”     

试析明代晚期陶瓷莲花纹饰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

文章深入研究和分析了明代晚期陶瓷莲花纹饰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通过分析莲花纹饰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得出：莲花纹饰的艺术特点反映了明代晚期的政治局面、社会和经济状况,并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莲花纹饰的文化内涵经过历朝历代的长期发展演变,由佛教超凡脱俗的理想、儒家“实用理性”“君子莲”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解读以及家庭和睦的企盼,到明代晚期共同转化为寄托美好愿望的吉祥寓意。     

明代内阁与明代的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产生而出现,自秦汉以后存在了二千余年。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官僚政治是对君主专制政治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政治的附属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不仅伴随君主专制政体而存在,而且,它没有随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在我国近代又出现过它的变种,表明这个古老而又跨时代的政治形态既是根深蒂固,又有很强的亲和力。深入系统地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对于了解我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发展规律,探讨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     

明代皇帝与明代文化

皇帝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最高意忐。从知识结构、信仰崇尚以及行为特征诸方面来看,明代的皇帝,从开国君主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既有其共同点,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明太祖的勤政俭朴,武宗的淫佚好武,世宗的崇尚焚修,熹宗的荒诞不经。由于明代诸帝的性格各异,更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政策的不一,使明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本文试图将明代皇帝作为一个群体,就他们的文化成就以及与明代文化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一方山水育一方人——试析明代内江赵贞吉仕宦之前的经历

纵观赵贞吉仕宦之前的经历,习静般若寺、游圣水寺、访龙洞观隐士、古刹而悟道,内江的山山水水,一方面使之形成了离尘习静,于寺庙悟道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其又有着立志于斯世,深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为其以"二氏学通吾儒",追寻性命之本,与佛道儒三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一生埋下伏笔。故土桑梓,可谓一方山水育一方人。     

明代的地方志

一、明代地方志的编修明王朝建立以后,消除了前代因民族歧视造成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方志编修事业也进入新的繁荣时期。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方志纂修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原和南方,而扩大到边疆地区;方志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方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提高;明代志家对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方志理论的探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明代的道

道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始于秦汉时期。两千年来,随着历史的演变,道的设置及职能亦几经变迁,到民国时期则全部取消。在明代,道的设置是空前的。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全国总计约有二百余道。其中有分巡道、分守道、督粮道、提学道、兵备道、督册道、清军道、抚治道、招练道、屯     

明代的开封

明代的开封,在开封发展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各方面都比较繁荣,在当时全国的省城中是比较突出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开封旧城的规模,就是从明代开封城的基础上沿袭下来的。因此,探讨一下明代开封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朱元璋进兵开封与周王府的建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朱元璋乘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由于韩林儿的影响大,朱元璋“念林儿势盛可倚藉”,所以起初也借用韩林儿的年号,以号令军队。后来他     

明代的厂卫

(一)所谓「厂卫」「厂卫」这一名词,提起来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这是明代的特务机构,在没有说到厂卫前,应该提一下明代正规的掌理刑狱和纠察的机构。明代正规的掌握刑狱和纠察机构「三法司」。所谓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总称,「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质言(?),刑部是審理机关,监狱属于刑部;都察院是检察机关;刑部審理完竣的案子,还得移送大理寺徵求同意。如果大理寺认为審理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