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洋政府三方玉印考释

一九七三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入藏了“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之印”玉印各一方。这三方玉印反映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中央政权的建立、更迭、演进的历史。过去由于在鉴别这三方玉印的真伪与断定其年限上意见不一,迄未发表。今经归纳整理,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见解:     

吕后玉玺与江青

在西安城南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方通体晶莹润泽的玉印,它高2．8厘米,重33克,印上部为螭虎纽,虎形呈伏卧状,头尾微向左边蜷曲,怒目张口,造型生动。玉印四周有线雕云纹,印面为正方形,边长各2．8厘米,上面阴刻“皇后之玺”四个篆字,经考证印的主人是汉     

《琯樵真篆》印谱人物研究

谢颖苏在清代台湾书画史上声名显赫,兼具诗、书、画、印四绝才华,其篆刻入妙,宗汉代与清代。《琯樵真篆》为后人收集谢颖苏印拓一百方,粘贴印谱上,采用线装而成的孤本。谢颖苏篆刻的风格,白文以汉印为主,方笔多,比较浑厚,用刀痕迹明显;朱文则受清代浙派刻法的影响。《琯樵真篆》印谱中有他人名号章57方。本文考证这些名字、称号章印文涉及的人物包括徐继畬、鹿泽长、杨承泽、洪范、林国芳、黄赞汤、霍明高等人士,其中,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他们都是当时重要官员和文人士绅,从中亦得知谢颖苏交游的对象包括名公巨卿和文人士绅。     

灵宝县发现唐“东都尚书吏部之印”

河南省灵宝县文管会近年征集到一方唐代"东都尚书吏部之印"玉印。印为正方形,边长5.7、厚1.7厘米,光背,印文为"东都尚书吏部之印",阳文篆书,边沿略有伤损(见图)。洛阳在东周时就有东都之称。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对长安而言,洛阳遂称东都。隋、唐时囚之,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武     

孙毓汶的书画收藏活动

孙毓汶为清代私人书画收藏家。其整体收藏情况不甚明了,书画收藏活动、收藏喜好,也少有专文论及。1982年,其后人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批书画,大部分钤有孙毓汶的鉴藏印,虽不能反映孙毓汶收藏全貌,但仍不失是一次最大的汇集,从中可以看出孙毓汶所藏偏向绘画,呈现出少书法,略花卉、人物,详山水的特点。孙毓汶的藏品大多重新制作了书画套,其亲自书写套签,并钤盖鉴藏印,印章数量多达七十余方,印文内容极其丰富。本文根据孙毓汶书写的题签、题跋以及鉴藏印,结合相关史料,探讨孙毓汶的书画收藏、整理、鉴赏活动,以及孙毓汶的书画喜好和审美倾向。孙毓汶作为清代官员,其审美价值取向是对正统派"四王"绘画的认同,"四王"推崇"清正雅和"的审美思想,与当时所倡导的宋明理学思想一致,不仅满足了文人士大夫"寄乐于画"的心理需求,还成为维系最高统治者与朝野文人士大夫精神联系的文化传统,对清代正统的审美倾向也产生了影响。孙毓汶对"四王"绘画的认同,就是一种最好的印证。     

饮真茹强 如矿出金——读首都博物馆藏陈师曾篆刻

随着清代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与普及,篆刻艺术受其沾溉而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晚清时期吴熙载、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人的出现,将印章艺术推向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到民国初年,文人书画家纷纷磨石鼓刀,印坛名家灿若秋星。当时有成就的印人大多活动于上海、杭州一带,在北方的文化中心北京,影响较大者除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齐白石外,还有一位便是陈师曾。     

博学辩识 英辞妙墨——王云《西园雅集图》赏析

“西园雅集”作为一个历史画题,为历代画家所描绘。“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冼之第,当时文人墨客多雅集于此。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清代画家王云的《西园雅集图》轴,它以宋代文人苏东坡、蔡天培、李端淑、王晋卿、苏子由、郑靖老、秦少游、李伯时等人在西园以诗文会友的故事为题材,构图疏密合宜,景物错落有致,人物刻画精细传神,设色古雅,为山水人物的合璧之作。无名款,右下钤“王云之印”、“汉藻”两方印,此画曾收入《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和《中国绘画全集》(清代卷)两书。王云(1652～?),清代画家,江苏高邮人,字汉藻、雯庵,号清痴…     

浅谈文人阶层对清代玉山子的鉴赏

清代玉山子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完美的比例和构图、富有诗情画意的题材以及独特的审美风格而被视为艺术品。文章旨在探讨文人阶层对清代玉山子的鉴赏观念以及对其艺术价值的评价,文人阶层对清代玉山子的鉴赏观念体现在崇尚自然与和谐、追求文化内涵与意蕴、重视题跋与钤印、以德治玉与儒家思想以及诗情画意与艺术审美等方面。文人阶层对清代玉山子的艺术评价表现在其精湛的雕刻技艺、生动逼真的造型、富有诗情画意的构图、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结合等方面。通过文章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文人阶层对清代玉山子的鉴赏观念和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从而深入探索文人阶层的审美思想和艺术评价标准。     

满族小说产生于清代中期的原因

我们知道,满族在清代中期以前没有在文人笔下产出小说作品,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多是一些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满族文人创作小说是清代中期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是乾隆朝成书的《红楼梦》,还有聊斋体文言短篇小说集《夜谭随录》以及道、咸年间成书的《儿女英雄传》。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食官监”陪葬墓墓主人探析

殉人现象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徐州的狮子山楚王陵墓、广州的南越王墓等。狮子山楚王陵墓墓道内发现陪葬墓1座,墓室内2座。其中位于墓道内陪葬墓未被盗扰,出土印文为"食官监印"的铜印一方。据此,发掘者及相关研究学者多将其称为"食官监"陪葬墓,认为墓主为负责楚王饮食的食官监。该陪葬墓出土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出土器物数量及组合说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等级地位,与"食官监"一职不甚相符。因此,墓主生前当有更高的职位。墓葬内出土一方无字玉印,玉印原应朱书或墨书官职名称,此印或能代表墓主生前最高身份。     

浅析历史背景对史书创作的影响——以《西域闻见录》和《圣武记》为例

清乾隆年间的《西域闻见录》和晚清《圣武记》都是清代文人对西域史实战事的记述之书,虽同为清代文人,两书的叙述方式和情感抒发却各有侧重,著者所处历史背景导致了两书中关于同一事件的篇章有些许不一,笔者试比较《西域闻见录》和《圣武记》的异同之处,并试分析其原由。     

《卜魁城赋》的盛世情怀与方志价值

清代,一批文人贬戍边疆,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边疆舆地赋的创作值得注意.英和流戍东北边疆后,创作了具有独特东北边地风情的《卜魁城赋》,为读者全面呈现了卜魁城的情况.《卜魁城赋》继承汉大赋的创作传统,以赋的形式颂扬了清代统治者开土拓疆的丰功伟业,是戍配文人盛世情怀的抒发.作者在赋的创作过程中亲历调查,广征博引,我我们保留了清代东北边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方志价值.     

江苏史志新书

《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杨旭辉著,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定价:27元。本书以清乾嘉时期常州文人群体为特写考察对象,研究探寻清代今古文经学的演变更迭,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和文学的发展,得出全新的看法。     

光采腾孥 辉映璇室——南京博物院藏明清文人端砚举要

文房四宝中,砚因其珍贵恒久的质地和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工艺于一身的特点,受到文人、艺术家和权贵阶层的重视和喜爱,文人砚应运而生。“文人派砚雕指的是文人自己操刀雕琢砚,或由文人自己设计,别人所琢之砚”。宋朝时,“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的石砚都要镌文”[2]。“文人题铭砚在清代发展到极致,题铭内容涉及砚的制作者或拥有者、砚的来源、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的描写和赞颂以及表达文人的认知、感悟、志向等思想情感诸方面。题铭的书体以行、隶、篆、楷、草为主,旁及金文、石鼓文等,此时,文人雅士参与制砚、刻铭已成为一种风尚”[3]。     

浅谈清代文人流放之地——宁古塔

位于黑龙江省的海林和宁安市的宁古塔是清代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流放地。300多年前的宁古塔尚未开化,气候严寒,人烟稀少,号称"荒徼"。据史料,仅在清初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及文字狱等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就有数千人。更有无数不知姓名的流人永远地留在了宁古塔,再也没有回去。本文主要谈谈清代文人的流放生活。     

满族作家志锐《廓轩竹枝词》研究

志锐是有清一代重要的竹枝词作家,其创作的《廓轩竹枝词》百首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作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资料,补正史之不足;从文学角度来说,它是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代表,其诗性功能远超过一般文人竹枝词,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凸显其人作品魅力。     

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研究

康熙年间,葡萄牙为了使清廷解禁对澳门贸易的封锁政策,派遣使团向清廷进献狮子。当时的中国文人、官员对葡萄牙献狮事件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并将葡萄牙献狮的意义提高到政治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葡人献狮事件逐渐模糊起来,清代文人们开始以一种传统的文化想象来重新建构这一事件。在以后的清代文献记载中,献狮这一历史事件竟然变成传说、轶事而失其真,以致最终被湮没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     

清代台州竹刻三家

明代以来,江南的竹刻大抵不出嘉定、金陵二家,其盛行的区域未出吴地。及至清代雍乾以降,自新昌人潘西凤一出,浙中竹人始日渐增多。发展到道光朝以后,浙江地区的竹刻在艺术上不仅超越了传统竹刻重镇嘉定,也让新兴的吴中竹人群体相形见绌,成为清代后期文人竹刻的代表。     

龙蛇郁律端溪石 风月萧条董井苔 百汉碑砚及百汉碑砚拓

一、“百汉碑砚斋”摹刻百汉碑砚 清代,尤其是清代中期,仕宦文人收藏、赏玩、研究古砚和自刻名贵砚台之习蔚然成风。当时有些文人还以砚名室,以表达自己拥有名砚的自豪。徐珂著《清稗类钞》载：黄莘田嗜好端砚成癖,居官高要时节衣缩食购得良砚百方,其中十方最佳者,视为至宝,     

车王府曲本《三国志鼓词》中除暴母题的文化蕴涵

清代车王府曲本《三国志鼓词》是从民间口头说唱抄录而来,其中关羽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是文人创作的《三国志演义》中所没有选取的,这一题材的选择反映了不同于文人创作的民间创作思路,体现了异于文人层次的思想观念及审美需求。本文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文化功能三方面分析了除暴母题的选择的文化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