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国民党谋求苏俄军事援助的最初尝试杨奎松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     

谁起草了孙中山《总理遗嘱》

2015年3月12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90周年.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了遗嘱,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理遗嘱》,又称《国父遗嘱》《国事遗嘱》.但由于过去对这方面记载比较含糊,造成不少误传. 1925年1月,孙中山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指定于右任、汪精卫、李大钊、陈友仁和吴稚晖为委员,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日常事务.     

总理遗嘱轶闻

正总理遗嘱作为孙中山的最后指示,被国民党奉为圭臬,遵循总理遗嘱之风由是兴起。恭读、附录、应用总理遗嘱蔚然成风,举国上下无不为之动容。在风行过程中,与总理遗嘱相关的奇闻轶事层出迭现。总理遗嘱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临终前,由汪精卫草拟后,孙中山补签形成的。它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总结革命成果,指明革命方向;后半部分是交待身后家事。通常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蒋介石的发迹与苏联顾问

１９２５年８月前,在国民党中地位并不突出的蒋介石,数月后,却一跃成为国民党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许多文章或著作认为,这是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大搞阴谋所致。这是有道理的。不过,蒋介石的发迹还与苏联顾问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２０年代初期,苏俄、共产国际把视线投向了中国。经过探索,苏俄和共产国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定了联合孙中山的策略,决定选派代表到广州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 众所周知,孙中山因革命屡遭挫折,决定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并希…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     

俄制东输: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

苏俄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军事体制,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驭军模式。共同的革命利益,使苏俄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了一起。苏俄顾问诊断出国民党军事运动和党务建设的多重弊病,努力劝说孙中山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苏俄及其在华顾问为党军体制的东输做出了贡献,助推了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体制的东输,对国共两党的政党与军事建设,影响深远。     

瞿秋白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学说

1899年,瞿秋白出生时,孙中山已经是著名的反清革命领袖,192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改组,瞿秋白以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译员的身分,参予孙、鲍的会晤磋商。这时,孙中山五十七岁,瞿秋白二十四岁,相差三十三岁。国共合作大业,把这两代革命家紧紧地联系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孙中山的苏俄高级顾问鲍罗廷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是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1923年10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邀请,派他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华后,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学习苏俄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在重病中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亲切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孙中山早就不满国民党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当相关信息被…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列宁和孙中山的友谊考略

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联合反帝斗争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历史。作为当时两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则是这一复杂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列宁和孙中山都曾在文章中高度评价对方,这种互相认可,为苏俄和国民党之间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史学界关于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关于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研究的文章、论著则不多。下面笔者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作简要论述。一、外交方针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依据孙中山遗嘱制定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遗嘱与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如何对待帝国主…     

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

孙中山提议,苏俄红军攻取新疆、甘肃,与四川国民党人胜利会师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一面“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一面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从境外寻求援助。这时,孙中山在秘密同日本银行界接触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他明确讲:“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为此,孙中山特别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去教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和李朗如等人学习俄文。     

宋庆龄的钱——她为中国革命倾尽所有

孙中山逝世后：没有家产。没有实业,拒绝来自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 1925年2月24日,病危中的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立下三个遗嘱,其中的“家事遗嘱”专门为宋庆龄而立：“余因尽瘁同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所说的所遗之物,就是两千本书、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衣物。     

孙中山声称可能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孙中山曾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出面营救过陈独秀,促使北洋政府释放了陈独秀;陈独秀也因为在陈炯民叛变孙中山的关键时期支持国民党,而深得后者的好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时期,孙中山和陈独秀合作密切、融洽.孙中山请陈独秀担任改组国民党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陈独秀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也为支持孙中山,做了许多工作.     

关于孙中山与越飞会谈时间的探讨

近年出版的若干近现代史书籍都记载说,苏俄代表越飞曾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和一九二三年一月前后两次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说明首次会见的时间为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如尚明轩同志所著《孙中山传》所附《孙中山年谱简编》载:孙中山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寓所与苏俄代表越飞会晤(李大钊、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由1922年陈炯明事变引发的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冲突,除了表现新文化派一翼与国民党(尤其是孙中山,孙“系”另当别论)的观念分歧以及统一与分治的政见不合外,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和苏俄、共产国际对于孙、陈态度、策略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事变引起各方利益关系的急剧变动,导致苏俄和中共对孙、陈的态度迅速发生重大调整。作为同路人,胡适虽然适时得知变动的内情,并力图协调口径,毕竟没有组织约束,而能保持独立姿态。由此可见,围绕这一事件,胡适的动向非但不显示其成为列强和军阀的代言人,反而是当时胡适“左倾”的一个例证,表明其在倾向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度与苏俄及中共走得相当近。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