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画看汉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因素

汉代音乐化是中国封建社会音乐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其在音乐理论形成、乐器种类、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都为中国民族音乐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研究和探讨汉代音乐化发展的原因,对中国音乐化“古为今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试图根据汉画考古资料,结合献记载,探讨一下汉代化发展的因素。     

四川汉源大地头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

汉源大地头遗址2004年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汉代、明清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汉代遗址有房屋基址12处,灰坑4个,井1口,墓葬2座,出土汉代遗物有铜镜、陶罐、玛瑙珠等。大地头遗址汉代房基遗迹为研究当地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提供了材料。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四川汉代"高禖图"画像砖的再探讨

本利用早期献材料对汉代“高禖图”画像砖这种性礼仪祭祀习俗的季节性、祭祀活动的地点和祭祀习俗的目的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钛为“高禖图”画像砖上的大树是桑树,是真实主题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化内涵;并进一步探讨了桑树在上古和汉代是作为“生命之树、爱情之树和丰收之树”而一直受到赞美和崇拜的。     

记右玉县出土的胡傅温酒樽

汉代被称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后闪光点”。尽管当时儒家与经学重“礼”的思想十分盛行,但商周青铜的尚鬼、森严、狞厉而又繁富细致的风格还是逐渐被相对注重人性、自然、写实的质朴艺术风格所取代。因此,铜器到了汉代摆脱了礼器程式化的威严神秘,转而向返璞归真的实用器型发展。同时,制作特点也不如商、周、战国时期的多饰以花纹,而以素器最为流行。或仅有简练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而上流社会使用的器具仍比较华贵,或施以鎏金,或装饰以金银错川。陈设于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的这对胡傅温酒樽,便是汉代鎏金铜器的精品。     

敦煌新发现汉代烽燧遗址表明丝绸之路南北有捷径

前不久,敦煌市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敦煌玉门关西南约60多公里处新发现一汉代烽燧遗址,因当地老百姓称其为“一棵树”,故称之为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当地文物部门立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枚保存完整的封检,字迹清晰,上下两端及左下角题写纪年。此发现为敦煌历年调查长城烽燧首次发现。     

"楚声"在汉乐体制形成中的作用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汉代音乐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而在汉代音乐发展过程中,做为楚国音乐化代表的“楚声”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史志中的无相禅师行迹杂考

地方志,简称“方志”或“志”,是以地域(主要是行政区划)为单位,由历代官方主持,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化、社会及自然等方面的专。地方志和历史,一横一纵,相辅相成。自汉代以来即已流行,到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诏令地方志统由官修。每隔数十年,即续修一次。地方志中记录、保存、考订了大量历代传下来的历史资料,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化遗产。     

“楚声”与汉乐的历史渊源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音乐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汉代音乐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而在汉代音乐发展过程中,作为楚国音乐化代表的“楚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秦文字“草化”论析

本文基于前人汉字“草化”研究成果,全面考察目前已出土的秦文字材料。通过笔形、部件、结体、用笔、笔顺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总结归纳秦文字“草化”方式及其影响,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严格意义的狭义草书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     

博大沉雄的南阳汉画像石

鲁迅先生说过:“惟汉代艺术,博大沉雄。南阳汉画像石,可谓是汉代艺术的首席代表。南阳汉画像石从它被发现到现在,一直以其独有的魅力在海内外持续着巨大的影响,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探寻和发现其中的奥秘。它被艺术界称为“纯粹的本土艺术”,被理论界称为“中国第一个艺术热情时代”,更在美术史上被誉作“禀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南阳汉画像石展现给人们的是大气磅礴、古拙素朴、活泼热情的艺术风采。南阳汉代画像石作为中国汉代画像石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具有汉代石刻画像“博大精深”的共性特征;其次,南阳汉画像…     

汉代“百官所聚”之“府”

“府”原指财货、文书储藏之处。约从秦汉开始,“府”之所指又拓展到“官署”等义域。从汉语史、制度史等层面展开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汉代官员的公务活动空间,与生活活动空间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晰的区隔,“府”与“舍”“家”一般不容混淆;二、汉代诸侯王与君主之间确实存在着“等齐”、“同制”的现象,一般诸侯王之治所、宅邸没有称“府”之实;三、汉代“府”之“官署”义在此后逐渐成为其基本义,它对后世及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仍产生着重要影响。     

北海“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文化内涵研究

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出土了众多的历史文物,这些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见证了古代合浦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由于北海拥有厚重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底蕴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就为当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北海可以从改造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入手,打造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公园、文化旅游节、观光旅游项目以及特色民宿等,提升北海作为旅游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记两件汉代玉器珍品

中国素有“金有价,玉无价”之说,汉代则是中国古代玉雕艺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奠定了中国玉石化的基本格局。1969年在河北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的两件玉器绝品——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和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充分体现了汉代玉石化风格和死的身份地位。现介绍如下。     

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蜀地是秦汉西南地区经济和化的中心,河西走廊则是防御匈奴的前沿,又是通向西域的“孔道”。作通过河西走廊和蜀地发现的物以及敦煌、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对汉时两地的交往作了梳理和探讨。     

渭水源头之八景

渭源是渭河明的发祥地,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境内长城蜿蜒,古堡耸立,汇集了仰韶化、马家窑化、齐家化三大化,是古丝绸南路之重镇。首阳双冢、汉代墓群、远古驿站等历史遗迹和人景观星罗棋布,更兼有鸟鼠同穴、大禹导渭、始皇西巡、马武屯兵的历史传说以及常盛不衰的洮岷“花儿”,历代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     

泸县发现汉代遗址

1987年7月10日,省、市文物普查办公室的考古专家和技术人员,到泸县新路乡永利村烟灯山实地考察确认,那里的大型石室墓、大量的岩墓、石棺和石刻车、马、金鹊雕像等属汉代贵重文物,“烟灯山遗址”属汉代遗址。这一遗址是泸州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时间最早的古代遗址,它为研究泸州汉代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     

汉代“街卒”与都市交通秩序

汉代文献可见“街卒”称谓.具有“街卒”身份者与“县”有体现为“佣”“赁”形式的经济关系.“街卒”负责“街”之不安定因素的“训化”,主要承担治安任务.甘谷出土汉简资料有关“治滞”的内容,说明已经有专职治理交通堵塞的人员.相关信息反映当时都市管理体制已经予交通秩序以充分的重视.汉代都市文化的面貌,可以由这样一个特殊的侧面得以展现.当时社会日常秩序的构成,可以因此有所认识.     

论汉代女娲传说中的互补性思维底蕴

中联系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背景,联系汉代人熟知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论证了汉代女娲传说中的互补性思维形式。     

贵州汉墓出土百戏陶俑介评

在汉代,“百戏”是音乐、舞蹈、杂耍、说唱、角抵等表演艺术形式的总称。汉代百戏表演兴盛,《汉书》及张衡的《西京赋》等古文献均有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在中原地区,有大量百戏表演的砖刻、画像石、墓葬壁画和大批奏乐、舞蹈、杂耍陶俑等考古资料出土,形象逼真,再现了当时的百戏艺术。贵州地处边远,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迄今为止,除出土数件百戏陶涌和在赫章可乐采集到一块有“舞乐”表演的画像砖外”,还未发现有汉代的百戏表演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考古材料。因而,贵州汉墓中出土的这几件百戏陶源就成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