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德”到“史心”

从“史德”到“史心”钱念孙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     

刘、章“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提出历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被后世学者持为评论史家的标准。时过千余年,清代章学诚又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受到人们的称道。对刘、章二人所论史家各项条件的涵义以及二家理论的相互关系,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或以为刘氏所论的“史识”已包涵了“史德”的内容,只是未标以独立的“史德”之名目;或以为“史德”是章氏首倡的一个史家条件,与刘氏的史识论并无关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章氏首次把“史德”作为一个独立于“史才三长”之外的条件,提出了史家应兼备德、识、才、学四个条件的理论。本文认     

加强业务修养 搞好志稿总篡

历代史志学家都非常重视史志编纂人员业务素质。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学家必须有才、学、识三长,清代章学诚指出修志也必须有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蒋皤则说：“妙运用之谓才,闳记览之谓学,精鉴别裁之谓识。有此,则书成名著;否则,经济虽充,徒为糜费,材料虽富,适滋芜杂。     

"史德"新论

文人与史家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具备才、学、识,而在于是否具备史德。章学诚不同于刘知几之处,就在于他不把史识看作最高标准,而是在史识之上又设置了更高的规定,即用史德来约束和规范史识。史德即尊君,心术即名教。章学诚的“史德”是一个封闭性概念,它主要是对史家的职业性要求,最多只涉及到一些对统治伦理的维护和承诺。而“新史德”则是一个开放性范畴,它更多地要求史家对公众和社会承担一种必要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内涵不在于轻易认同什么,而在于严肃质疑什么。新史德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道义。     

习史偶得(二则)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     

加强业务修养 搞好志稿总纂

历代史志学家都非常重视史志编纂人员业务素质。唐代刘知几提出 ,史学家必须有才、学、识三长 ,清代章学诚指出修志也必须有三长 ,即“识足以断凡例 ,明足以决去取 ,公足以绝请托。”蒋则说 :“妙运用之谓才 ,闳记览之谓学 ,精鉴别裁之谓识。有此 ,则书成名著 ;否则 ,经济虽充 ,徒为糜费 ,材料虽富 ,适滋芜杂。”民国时期 ,吴宗慈先生更具体指出 :“方志工作岂易事哉 ?从作方志之人选言 ,其最低限度 ,非有三十年以上之旧学 (即掌故学 )根柢 ,不足以应付过去事物。非有现代化各科科学之充分常识 ,不足以融通现在之事物 ,而为未来事物植根基…     

陈黻宸论良史

陈黻宸 (1859— 1917)字介石 ,浙江瑞安人。曾先后在上海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院、京师大学堂师范科任史学教习 ,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陈氏的史学著述 ,有《独史》、《地史原理》、《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和《中国通史》等 (均收入《陈黻宸集》 ,陈德溥编 ,中华书局 1995年 6月版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氏在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良史”的标准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 ,章学诚加之以“德”。陈黻宸对此仍不满足 ,他说“我谓史之所以为史 ,又不徒以其才也 ,而必以其质也 ;不徒以其识也 ,而必以其德也 ;不徒以其学…     

“考索之功”与史学批评

章学诚论学,有一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①章学诚强调“考索之功”,虽有其“乾嘉语境”,但此说对于开拓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仍不无启迪意义。     

读《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

我国古代史家素重文笔,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史书应做到“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把史书的“文”,与“明”、“道”、“智”相并列,意即文笔与观点、内容、编纂等等,都是有着同样重要的。刘知几说史有三长。他所说的“才”,与文笔也有很大的关系。章学诚在《史德》篇中,也说“非才无以善其文”,明确指出了文笔生动与否乃是表现史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史书的文笔,主要表现在写入能否使读者如见其面,写事能否使读者如临其境。特别是对于历史上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更是考验史家文笔的最关紧要处。有些史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在。     

章学诚“史德”说再探

章学诚"史德"说的内涵应当综合学界几种意见之长分析,它表达了史家在肯定名教前提内,如何以自己的本性特色最大程度地表述有意义的历史的问题。章氏"史德"观念中的"心术"以及"天"与"人"等重要概念是借用了理学分析框架,说明史家要在撰述过程中融入个性及资质,同时避免性情的做作与泛滥。在具体历史写作过程中,要"慎心术"和"养心术",就是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现历史事件因果,含蓄地表达褒贬抑扬,借以表达对历史的难理解性的充分尊重。     

史学精粹

<正>王嘉川：《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当代词学论纲——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

唐代史学家刘知岁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也。”所谓三长,即才、学、识三。后世对比,皆十分重视,惟具体运用,则很难兼而得之,尤其是对于三长中的“识”,五十年前,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章学诚“学在王官”思想初探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点、目录学成就以及方志学理论学者已多有著述,学在王官思想却鲜有人提及,该文从章学诚对政府的认同、王官之学自身的优势和其主张的方志学理论、经世思想等多方面对章学诚学在王官思想进行了探析。     

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

章学诚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分别,后人多以此论上承刘知几"当时简/后来笔"之分。其实两人的分类项目并不对等,态度上也各有轻重。刘说倾向于"历史写作有两步骤",而章学诚欲强调"有两种人,兹有两种历史写作"。此说为近世所重,背景是"新史学"运动带来的"史料"观念革新,与章学诚发论时的情境已大异其趣。近代史学对"撰述/记注"的解读,基于"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的价值高下差异,与章学诚担忧"书繁重而易失"的心态几乎相反。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能呈现一个史学论点在不同学术史语境下的含义变迁。     

原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六经皆史”说井非章学诚始倡,却被他特别强调,是他学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本文认为,章氏“六经皆史”说并非贬损经的地位,相反,而是借重史学“道不离器”的传统,矫正心学的积弊,恢复经学的本旨。“原经”成为章学诚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