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的往事(十四)

正中秋节那是1951年中秋节。当年我仅16岁,是汉口一家私营工厂的学徒工,调到位于汉口的中国机器制造业工会武汉市委员会担任通讯员。那时,武汉解放刚两年。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拿的都是包干制和工薪分制,我的工薪是每月115分,按当时公市的每分为二角二分一厘三毫计算,我每月住单位宿舍除了不交水、电、住宿费外,还有二十多块钱。别人虽多些,也只多个几十分。由于我最小,又是新     

“宪兵营”外野孩子

<正>我1953年出生在汉口汉水边的宗关水厂宿舍，今年已值古稀之年，迁住在千里之外的深圳。遥想家乡，感觉许多人知道宗关水厂，但不一定知道“宪兵营”，更难以熟悉它周边的那群野孩子，因而把一段“城西旧事”抖落出来，从中可见当年的社会情态。     

武汉生活秀

去武汉之前,武汉,是诗意流淌的一栋黄鹤楼,是樱花浪漫的一所武汉大学,是万里横渡的一条长江:去武汉之后,武汉,是午后黄鹤楼下隆隆火车声里的一场楚剧,是每天来往与汉口,武昌以及汉阳三镇之间的一艘渡轮,是清展街边巷里幸福的一碗热干面。     

抗战前汉口华资银行人事管理述评

汉口华资银行出现晚、发展快,至抗战爆发前已经成为汉口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汉口华资银行绝大多数银行是分支行,本地银行的发展比较落后.汉口华资银行在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中,如何选取一种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合汉口地方金融特点的人事管理形式,是汉口各大银行面临的普遍问题.民国时期,汉口华资银行在人员的选拔与聘用、员工的培养和员工的待遇与福利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汉口华资银行独特的人事管理方式是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特色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发展变迁过程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清末民初汉口的“百科全书”——喜读《民初汉口竹枝词(罗汉)今注》

《汉口竹枝词》173首,是1915年旅居汉口的广东番禺人罗汉(维翰)应江汉采风社之征而作,刊载在当年的《汉口中西报》(发行量在全国报业中居第六位)上。这些竹枝词,“对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逐一刻画,好像是清末民初汉口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后世研究汉口者留下了可贵的史料。”(徐明庭先生语)     

民国时期汉口邮政储金汇业局

汉口储汇局始末 中国邮政兼办银行业务,经营民间小额储蓄汇兑始于３０年代初 期。这种经营模式是仿效日本的邮政储蓄银行而引进的。首先在上海、 南京、汉口等中心城市组建邮政储金汇业局。汉口局原设在现今南京 路３８号一幢三层楼大厦中。 １９３８年冬,日寇侵入汉口,强令汉口局迁出,由日本ｘｘ株式会社 开设高级饭店。在侵略者的高压之下,汉口局经理张元昭、副经理唐荣 禧别无选择,只得率员工十余人凄然转徙到汉口法租界内的星光街 （现在的蔡锷路）２号勉强维持营业。当时的沦陷区,市面萧条,汉口局 业务清淡,员工生计日蹙。重…     

汉口的“红帮”裁缝

1861年汉口开埠,大批外国人涌人,带动了汉口及周边地区人们着装的变化,特别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剧了汉口着装的西化,一时富商巨贾、达官显贵、社会名士都穿起了西服,正如广东番禺人罗汉在《汉口竹枝词》中所说：“西人服尚亦分时,修短裱纤自合宜。寄语效颦须讲究,莫教嗤病笑东施。”生动地描述了西服在汉口流行的盛况。     

“下汉口”

在我的故乡公安县,把去武汉称为"下汉口"。汉口代表了武汉。说起某镇热闹,也说是"小汉口"。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母亲来武汉贩烟叶,对人说是"下汉口",显得神圣而又神秘。仿佛下一趟汉口就是去往世界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是出国。一条波光粼粼的长江,该承载了我们少     

吴定奇与汉口育德女中

汉口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教育界为“亲日派”的“江汉系”所把持.所谓“江汉系”,是因为汉口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其中的教职员有王知生、王叔槐、高伯勋和肖治平等人.他们在日军侵占汉口期间,极得其日本主子之宠,以高伯勋首任汉口教育局局长(后为武汉赛马会的负责人),王叔槐是汉口教员训练所所长,肖治平为汉口教育局的秘书主任,王知生则为幕后指挥,实际上他那时是汉口教育界的“真正决策”人,后来才任汉口一女中校长.高伯勋卸任汉口教育局长后,肖治平     

我的绘画之路

正1957年,我出生于重庆。那时,我父亲在重庆航道区工作,母亲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住在朝天门水巷子。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还记得我用粉笔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画画,父亲说,最早是他教的。1964年上小学之前,父亲调到武汉工作,家也就迁到了汉口民生路长航宿舍。从上小学起我就痴迷连环画,对刘继卣的《鸡毛信》《大闹天宫》《东郭先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李双双》等等,爱不释手,我自己     

紫阳书院光照江汉

正紫阳书院在全国有好多处,也可以说到处都有,就其所在地域排名,一般依次为徽州、苏州、杭州,漳州、汉口。有一种说法,最为著名者,为杭州、苏州、徽州三地。前一个排名汉口屈居末位,后一个排名汉口无名。汉口紫阳书院始建时间肯定不是最早,根据《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文献记载,汉口紫阳书院肯定规模最为宏大,建筑最为壮观,功能最为完备。汉口紫阳书院缘起清康熙年间,汉口的商业社会,已经繁荣到华夏之冠。与此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各个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是汉口最早的一条马路,也是纵贯汉口东西最早的一条主干道.这条干道的修筑,对促进汉口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山大道原名“后城马路”,是拆除旧汉口城墙后,在城基上修筑而成的.80多年前,为了修筑这条马路,清朝的官府与汉口商人之间曾闹过一起轩然大波.结果,在被革职“递解回籍”,闲居汉口的徐沟知县密昌墀的参与下,以汉口绅商取得胜利而结束.     

纪录汉口历史的《夏口县志》

“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竹枝词》里的一个名句,精炼地概括了汉口从一个汉水边的码头。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近代化城市的历史。近代,外国人要深入中国腹地,指名要在汉口开埠;国人也言必称“大汉口”,或曰“四大名镇”（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或曰“天下四聚”（京师北京、苏州、佛山、汉口）。     

汉口卫生之最

汉口称不上古老,历史却也在百年以上.老汉口人欢喜谈掌故,年轻人则希望知道些过去.温故方知新,我们应该从汉口的过去、现在展望其繁荣昌盛的前景.笔者这里仅就汉口在卫生方面最早的几件事略述如下:     

主动送还回来的租界——俄租界（上）

汉口的第一个租界虽然不是俄国人首开．但汉口的俄租界却是俄国人在中国开辟的第一个租界。在此前,俄国人在中国并无租界。选择汉口作为自己在华的第一租界,对于俄国人来说,理由也不复杂,是因为茶叶。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1929年遵照南京     

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1872—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埠际贸易为主,转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之前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麝香为主,后以五倍子为主。近代中药材贸易增长趋势明显,汉口的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以中药材名目为基础,从市场腹地、贸易路线以及与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发,对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体系分类考察发现,1872—1919年虽然有变动,但自清以来汉口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近代汉口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中药材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近代发达的国内市场贸易联动体系。     

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宁波帮在汉口

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主持在汉口修建了袁公堤。袁公堤的修建,使汉口的商贸发展突飞猛进。汉口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而让四海九州货物云集而来的,都是各地的商帮;这些商帮中,有一支称为宁波帮。     

解放前夜，我家是地下指挥部

1949年5月16日的汉口街头,人声鼎沸,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我盼望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汉口。汉口解放了。在这热情汹涌的人潮中,我和曾悖、张文澄、秦敢等中共地下党员和外围进步分子,兴奋地欢呼着,激动地流下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