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都匀卫学、府学建置背景探析

明初,诏令天下府、州、县、卫、司建立学校。终明之世,明王朝相继在都匀设卫置府,建立卫、府学,开办儒学教育,培养才俊。本文对明代都匀卫、府学建置背景进行考察,旨在从教育这一视角了解明代都匀地区概貌。     

清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

明代以前,由于社会、经济非常落后,贵州几无学校教育可言,人才极少。朱元津一匡天下以后,由于明统治者注意“礼乐教化”,把在边疆地区设学作为巩固边防、统一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学校教育在贵州才广泛兴起,人才也开始大量涌现一并出现了贵阳、安顺、思南、普安（今盘县）、清平（今凯里炉山）五个人才分布中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到清代这一人才分布格局又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的历次战争,给明代兴起的贵州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振乾隆《贵州通志·学校志》记载,贵阳府学、走番州学、安顺府学、平越府学、都匀府学、…     

黔东南教育话今昔

黔东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夷,从历史上来说建制较晚,汉文化的传入从唐代开始。据唐史记载：思州、播州建立之后,边郡立学,私塾启蒙教育进入思州（岑巩）、新兴川日州）地区。至宋代建安夷（镇远）、邓水（三穗）等地．私塾已有较大的发展。到明代私塾教育在黔东南各府、州、卫、县、厅,尤其是广大的农村,有了较普遍的发展。思州是黔东南建制最早的一个州。唐贞观四年（630年）始登思州宁夷郡,元代设思州宣慰司,就建立了思州宣慰司学。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市政使司,贵州列为行省,思州宣慰司学就改为思州府学,这就是黔东…     

消失的贵阳府文庙与文庙巷

贵阳府学宫己经片瓦无存,只有留下来的几张珍贵照片还能见证它的辉煌。至于贵阳府学宫每年的盛大祭孔典礼,早已随打倒孔家店之举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它培养了多少学子、出了多少名流也不可考。文庙巷在今喷水池西侧的延安西路北面旁边,是一条明代就存在的古巷。此巷不长,大约只有两三百米。闻名筑城的薛家井也在巷内。它的旁边就是贵阳著名的府学宫,此巷名"文庙巷"即缘于此。文庙是奉祀至圣孔子的地方,故又称孔庙。同时又叫府学宫,即府一级的学校。由此可见,这个简称"文庙"的处所,实际上有两个单位,一是文庙,专门奉祀至圣孔子的地方;另一个是府学,乃专供生员读书的地方。其布局是文庙在前面,府学在后面。贵阳如此,全国大都是这样。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明代永宁政区浅议

明代的实土卫所,被视为与府、直隶州、土司同等并列的行政区划单位,府州境内的卫所,则被视为非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四川永宁地区卫所、土司、州县的疆界分野状况,展示出另外的状态: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与宣抚司同城的永宁卫,拥有独立的行政辖区,虽不管领境内土民,仍可视为实土卫;以往被视为纯粹实土卫所的赤水卫、普市所,政区形态与永宁卫相同,皆可视为永宁宣抚司辖境内的卫所。由此,明代军事政区系统并非与行政系统泾渭分明,实土卫所可以存在于府州土司境内,与传统政区既并立又重合,是为"准实土"卫所的典型。《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贵州境内的赤水卫、普市所,以标在四川永宁宣抚司境内为宜,准实土卫所的概念或可据此进一步完善。     

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

论唐前期的军府学官严耀中唐前期武力之强大当有多方面原因,然与其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降各朝军制中的优点亦密切有关,而建立军府学官及军事教育体制则是其中之一。唐前期的军中教育是由军府学官制所体现的儒化教育和由专人实施的武学教学二个方面构成。下面试述之,以求...     

略论明代福州教育

明代的福建,教育发达,科举成就显赫,人才众多,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前人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从全国范围或大区域入手。本文试图以福州府为切入点,论述福州府县儒学、书院、社学等概况,从社会经济方面探讨教育进步的物质基础与办学特色,从明政权与各级官吏对教育的重视,分析教育对区域社会统治的作用,从中探索明代福州府教育的经验教训。     

清代福州家学。科举与社会适应

一、清代福州科举事业的兴盛 从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中《清代福建进士分区统计表》可见：福州府中进士735名,兴化府共61名,泉州府238名,漳州府113名．延平府28名,建宁府39名,邵武府25名,汀州府87名．福宁府24名,台湾府33名,永春州20名,龙岩州22名,镇海卫3名。     

明代湖北进士地理分布及其成因

科举时代的进士是考察人才的绝佳样本。民国《湖北通志》收录明代湖北进士1132名,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他们分布在湖北省除施州卫外的其他8府,以黄州府、汉阳府、武昌府为代表的鄂东地区集中了全省71%以上的进士,是进士人才的高产区;以荆州府、承天府为代表的鄂中南地区拥有全省22%的进士,为中产区;鄂西南和鄂北地区为进士人才低产区。除长阳、兴山、郧西、保康等县外49县均有进士产生,平均每县23名。进士人才地域分布不平衡体现出湖北省各地人文水平的高低、演变及其经济发展的损益。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必定要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但对人才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具体到明代湖北而言,进士人才的地域分布特征是由移民、经济开发,以及包含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刻书业、家学、人才交流等在内的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

从万历后期开始 ,闽粤海盗以台湾为根据地 ,频频袭击台湾海峡的过往船只 ,日本、荷兰等国都有窥视台湾的计划。为了驱散台湾海盗及防御日本、荷兰的侵略 ,晚明福建官府有在台湾、澎湖驻军屯垦及设置郡县的计划。郑成功在台湾设置一府二县 ,使这一计划最终实现。本文详细考证了明朝在澎湖、台湾驻军与屯垦的计划及其实施过程。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

明代是贵州逐渐建立王朝直接控制下地方流官政权体系的重要时期,但发展的过程却较为缓慢。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空间分布和运作模式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流官政权是在卫所制下逐渐建立起来,或者采取“军政合一”的流官政权形式,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渐进而漫长,这些决定了流官政权存在设置上的依赖性、政权体系上的不完善性、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等特点。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民国时期福建乡村的华侨中小学校

近代以后,新式教育逐渐传入福建,但由于各级政府财力所限,基础教育投入不及广大乡村。而旅居海外的福建华侨返乡兴学之举则在一定程度上补其不足,为乡村的适龄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并以其兴办新学的教育实践,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福建乡村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教育示范和导向作用,推进了新式教育在乡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从而富有成效地充当了福建教育现代化的先导。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

唐代的乡里村学存在于全国各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类乡里村学虽因国家明令而设置,实际上却属于特殊意义上的私学,带有官助民办的性质。作为基层教育的形式之一,唐代的乡里村学担负着教化和启蒙教育两方面的主要职责。正是由于包括乡里村学在内的各类私学的广泛发展,才使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下移成为可能,并与官学一起共同促进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     

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

唐代的州过渡到明代的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唐、五代府的初创阶段,二,宋 代府的演变阶段,三,元、明府的确立阶段。其中宋是演变的关键,它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 继承时期,宋大祖至哲宗（９６０－１１００）。二,大发展时期,宋徽宗（１１０１—１１２５）。三,持续发展时 期,宋高宗至度宗（１１２７—１２７４）。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明代卫所经历司制度浅析

经历司是明代在卫所中设置的一个职能广泛但级别很低的文职机构。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经历司并没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从明中叶开始,明朝政府开始着手改良经历制度,但囿于祖制,未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