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古代寓教于乐的博戏

投壶是古代的一种博戏.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有着教化的作用;又因其简化了射礼,降低了习射难度,可在宴饮时进行,参与者日众,故娱乐性凸现.投壶将"教"与"乐"融为一体,是对古代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极好诠释.它成为儒士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时尚.在其发展的两千年中,形成了完整的"投壶礼",投壶技艺也被纳入"庙堂礼乐"之中.它"寓教于乐"的特性使它绵延两千年之久,也正是由于它"寓教于乐"功能的丧失,使得它日渐衰落,最终为现代体育所替代.     

东周画像铜器射礼场景研究——兼论射礼画像的视觉转化与构图技法

东周画像铜器的器表或内壁刻有许多人物画像并构成不同活动场景,射礼场景便是之一。古人将射礼分为四种,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对照先秦文献,不难发现这些铜器上的射礼画像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所呈现的是不同的射礼场景或同一射礼的不同阶段。此外,受限于器物的造型、尺寸、二维表面以及透视构图法的不成熟,画像并非对射礼场景的如实再现,而是经过视觉转化后的画面。     

古代礼仪文献中所见投壶礼

投壶是古礼的一种,我国古代礼仪文献《礼记》中有《投壶》篇,但在《仪礼》中却不见有有关记载。故依据"三礼"文献及相关文献,对投壶这一古代礼仪的仪节、步骤进行整理,并分为所用之物、参与者及其职掌、具体过程三部分来论述。     

《太常因革礼》与北宋中期的礼书编纂

《太常因革礼》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礼仪典籍,它的编纂成书是当时礼司编纂礼文故事以备检讨这一特点趋势的直接反映,同时其书的编纂又推动了宋代朝廷礼书编纂的进一步发展。《太常因革礼》开创了"因革礼"的礼书编纂体例,不仅影响到了北宋中期的礼书修纂,更被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期所沿袭。     

南阳出土投壶汉画像石赏析

投壶是汉代较为盛行的一种饮酒游戏 ,它是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 ,常于贵族聚会宴飨时进行。在典雅的鼓乐声中 ,宾主轮流以矢投向一定距离之外的壶内 ,谁投入的矢多 ,司射就判谁赢 ,输者罚酒。投壶除了娱乐 ,还有修身养性的作用。宋朝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书 :“夫投壶闹事 ,游戏之类 ,而圣人取之以为礼……投壶可以治心 ,可以修身 ,可以治国。”据《礼记·投壶》及三国时代邯郸淳著《投壶赋》、《艺经》等资料所载 ,投壶的礼仪规则 ,莫不体现出一种高贵典雅的风格 ,故有所谓“对酒设乐 ,必雅歌投壶”之说。投壶游戏在我国历史悠久。《…     

荀子的“礼”

先秦大儒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但他的语境中的"礼"与以往儒家所指不尽相同。对于荀子来说,认为人性自然趋向于"偏险悖乱"的"恶",故而必须导其向"善"转变。"善"的表现即是知悉与掌握作为大利的"礼"的分际。为此,荀子提出"礼者,养也"的说法,以"礼"、"义"为调节人们欲望,供给人们需求的最高方法。也正因为荀子对"礼"的本源有这样的认识,故而他提出了独特的礼"三本"说。以礼为"生之本"、"类之本"、"治之本"。荀子以"养"言"礼",与孟子对"礼"的起源的观点相比,有着重大差异,决定了他始终不能脱开"利"而言"礼"、"义"。     

孔子的“仁”“礼”观

本文通过"礼"的实践、"仁"的意境和"仁""礼"之间的关系分析,阐述了孔子的"仁""礼"观。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洛阳战国刻纹铜匜图像浅议

洛阳新发现的战国刻纹铜匜.图像由乡饮酒礼、射礼、蒐礼三部分组成.坐饮者是老人而不是"抱孙不抱子"的"尸".蒐礼图所反映的是捕猎鸟兽的场面,不是为准备祭祖而宰杀"牺牲".器底的绞结蛇纹和流部的鱼纹是同类器物中常见的纹饰,解为"冥府图"似属牵强.     

试析汉墓壁画孔子问礼图

本文围绕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故事绘画而展开论述。孔子问礼图是汉墓画像中比较典型的历史人物故事题材之一,在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和四川等广大地域的汉代石阙、祠堂、墓葬画像石中均有发现。考古发现的彩绘墓葬壁画孔子问礼图却并不多见,从近年发现并公布的几座汉墓壁画来看,无论壁画配置与绘制技法,抑或构图样式与绘画艺术,都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     

Dangerous Places and Wild Spaces: Creating Meaning with Materials and Space at Contemporary Maya Shrines on El Duende Mountain

Ethno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at Maya shrines on a sacred mountain suggest that three potent material strategies imbue ritual practic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meanings: 1) the use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terials as offerings in various rites, 2) the ways in which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an offering are altered during deposition, and 3) the choice of location where the offering is deposited within the site relative to a ceremonial focal point. Through these strategies, individuals creatively negotiate limited access to material resources and assign diverse meanings to the material culture, practices, and places of ritual. Materials that represent commoners' rituals may primarily consist of quotidian items that are transformed in meaning by how and where they are deposited into an archaeological context.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湖南衡阳县赤石天门山西汉墓发掘简报

该墓是带墓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随葬器物54件,其中有5套陶礼器鼎盒壶钫完整组合,出土30件日常生活陶器,还伴出大量泥郢称、泥半两.随葬器物从侧面反映了楚国故地衡阳在西汉早期,一方面承袭战国晚期楚国的礼制习俗,另一方面又开启西汉中晚期的封建田园经济生活新风尚.     

良渚文化礼仪用玉的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重要的考古文化类型 ,以出土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而闻名 ,尤以大型玉制礼器著称。礼器 ,通常指用于祭祀、丧葬、宴飨、朝聘、婚冠等礼仪活动的各类器物。考古研究发现 ,礼器的应用于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不过当时只用于祭祀和丧葬等活动。玉制礼器的产生大约在距今 6 0 0 0至距今4 0 0 0年间 ,多发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黄河流域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其中良渚文化礼仪用玉尤为典型。它们大部分出土于浙江反山、瑶山、上海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新沂花厅、赵陵山等遗址…     

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综述

集体记忆植根于人、空间(地方、景观)、时间,是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与手段。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内容、方法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框架。研究立足于集体记忆主体、载体和机制三方面,以空间、地方、景观、仪式、旅游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现象背后的政治性、竞争-协商性以及利益主体,个案研究为主,案例类型较为丰富,方法上定性为主,鲜有定量研究及相关模型构建。相比国外研究热潮与成果,国内研究仍处于萌芽起步与概念引入阶段,未来可拓展集体记忆载体形式的研究,深化集体记忆机制即人地关系层面,加强实证与量化方法应用。     

金文“句鑃”、“左守”讨论

金文中有自名“句鑃”的乐器,前人对其名的解释不尽完善,本文利用声韵训诂对“句鑃”一词的内涵意义和音读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左守”一词是西周金文中新发现的,本文结合《三礼》等文献,从青铜礼器的性质、礼仪制度和语法结构、字义训释等方面论证了其含义,并阐明它对研究西周礼器制度的意义。     

石氏家族的中原之路——石解墓志释读

代北胡姓在魏孝文帝改革时,进入中原的族姓基本都改成汉姓,除了众所周知的若干大姓,其实还有不少中低等氏族,乌石兰氏改为石氏即是其中之一。历时数百年后,随着南下、汉化、改姓、改籍贯等,进入唐朝的石氏家族,已经汉化,但仍然保留了代北胡姓的影子或尾巴,甚至与汉晋中原石氏纠缠不清。通过对"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解府君墓志铭并序"的释读,同时辅以撰写者石洪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石解与从弟石洪,虽然有可能是分属风马牛不相及的汉胡族系,但起家走的都是科举之途,发达和辉煌也与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两门石氏辗转各地,在石解和石洪前后几辈逐渐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居住和仕宦圈,反映了部分中等士族在唐后期向洛阳集中的趋势。其中,代北胡姓社会关系网的遗存仍然若隐若现。     

论姚启圣对郑氏集团的招抚

自清军入关以来,郑氏集团就一直是活跃在东南沿海的一股重要的抗清力量,清廷对其或剿或抚,或剿抚并用,以求将其彻底收服。姚启圣在任福建总督期间,武力征服之余,非常注重对郑氏集团的招抚。在招抚政策的制定,招抚工作的实施,以及投诚人员的安插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和瓦解了郑氏集团,为施琅出兵澎台,清廷顺利统一台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宋明清仿制三代青铜礼器原因考

宋明清三朝各有不同规模的仿制三代青铜礼器之举,器物质地有铜、瓷、木、竹、漆等.表面上这种仿制活动只是不同时期决策者的个人爱好,深入研究则可以发现其目的是要借此复建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并规范社会行为,是对三代青铜文明的渴求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