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月夜泛舟听琴》碑刻的三度沉浮

<正>在阜阳历史上,北宋时期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一批文化名人先后知颍州,不仅写下了大量赞美颍州及西湖的诗文墨迹,而且立下了不少的碑刻。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颍州太守陆经（字子履,书法家）,将皇祐二年（1050年）欧阳修离开颍州后所写的13首《思颍诗》,刻在颍州北城内的署衙;熙宁三年至熙宁五年（1070年至1072年）颍州太守吕公著主持为欧阳修《思颍诗》后续17篇诗作刻石立碑。元祐六年（1091年）闰八月,苏轼知颍州,     

司马迁生年新证

关於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争议颇多。目前主要集中为两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经对有关文献记载仔细研读、分析，以及逻辑推理，可认定司马迁出生的时间在其父司马谈掌“天官”之职以后。由此，进一步确证司马迁出生於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是正确的，而认为司马迁出生於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则是失察的．     

一部罕见的清注本《西菎酬唱集》影印出版

北宋初年,许多诗人都以唐代诗人为榜样,诗坛上存在着各种不同流派和文风,有效法白居易的“白体”,有尊崇贾岛的“晚唐体”,而影响最大的是追踪李商隐的“西昆体”。 “西昆体的主要代表是杨仁,刘筠和钱惟演等,他们的诗较多的在形式上下功夫,重对偶、尚纤巧,堆砌典故,追求辞藻。其中杨仁把他们互相唱和的作品编成一部集子,名为《西昆酬唱集》。“西昆指西方昆仑群玉之山,相传是古代帝王藏书的地方。因为这部诗集所收的都是皇帝侍从之臣和馆阁学士的唱和之作,故名。由于这些诗人的政治地位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他们的诗风笼罩宋初,占领了近半个世纪的诗坛。欧阳修曾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之”,“杨刘风采,耸动天下” （《六一诗话》）。这些作家形成了“西昆诗派”,他们的文风也就被称之为“西昆体”。     

《宋景文集》版本源流考

宋祁除了与欧阳修共同修纂《新唐书》外,其诗文在北宋卓然自成一家,四库馆臣说:“所著诗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①宋祁的诗文上承“西崑体”之余绪,下与诗文革新运动相呼应,独树一帜。②然而,宋祁文集的流传经历却颇为坎坷。我在整理《宋景文集》的过程中,初步考察了宋祁诗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记录于下,冀有裨于对宋祁其人其文的研究。     

高宗和武则天并称“二圣”事补正（下）

孟先生所举《西明寺钟铭》中使用“二圣”一词．值得注意。此文是镌钟而作,最早收入道宣所编的《广弘明集》。道宣於显庆三年{658）任西明寺上座,并参与玄奘译经,後又於乾封二年（667）再次参加译经工作。《西明寺钟铭》作於麟德二年（665）,为道宣所见收入集中。     

“龙朔变体”之变体——“富吴体”风格浅探

唐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龙朔变体”从产生到蔓延,其文风始终笼罩整个文坛。而“富吴体”却以之独特的个性,迥异于“时文”之风格,奏出时代的变调之音“。富吴体”在当时崇尚浮靡文风的环境中独树一帜,提倡散体形式,推崇儒教,重视经典,这些无论对当时文风还是以后的古文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欧阳修为何看不惯包拯

包拯，老百姓心目中的“包青天”，其大名可谓妇孺皆知，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社会上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欧阳修，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与包拯两人年龄差不多，包拯大了8岁，包拯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按理说，两位北宋巨人本应惺惺相惜。其实不然，欧阳修根本就看不惯包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日本刀歌》考辨史事钓沉

《日本刀歌》为欧阳修所作,抑或司马光所作,今人谭彼岸《〈日本刀歌〉作者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王水照（《〈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半肖居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宁群娣（《关于〈日本刀歌〉作者及其影响的考证》,《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均有所考证。谭文较早,故近来出版之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以其为最早考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370）。其实,前人对此早着先鞭,兹就此略事鈎沉,以见学术递嬗之迹。     

法国汉学研究所

法国汉学研究所（IHEC）创立於1920年3月，当时由法兰西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总统最高层赞助。它於1921年被承认为“公益”性组织之前，曾获得过普通民事杜团的地位。它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於保罗·潘勒维（PaulPainleve）部长。其目的是发展法中之间的多种文化关系，为此而要     

“万（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舆《诗》中三颂

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材料,与传世经典中之资料,考察商周时期之万（万）舞乐制的形式,及其与庸奏和《诗经》中三颂之关系。从甲骨文例出发,我们看到万（万）舞在商代祭祀中是一种诗乐舞相伴进行的礼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见之於祈年、祈雨、祭祖及学校中。而庸奏在甲骨文及经典中或作奏庸、用庸、乍（作）庸。“庸”既是商代王室与贵族所习用之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又用於指称某种音乐体式,包括音乐、歌诗与舞蹈相伴进行的用於祭祀的乐舞形式。万（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後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     

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李建墓碑墓志的启示

本文认为：在唐代,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如史馆史宫、知制诰等。由於没有官品,使职常以“他官充某职”的方式来委任。使职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职与掌权者之间有一种信任,有一定的“私”关系;（二）使职的权力和享有的好处,远多於类似职位的职事官,以致职事官以为使职“侵夺”了职事官原本的权益;（三）使职常不载於正...     

欧阳修为永春县令写墓表

在北宋大文豪欧阳修（1007—1072年）的《居士集》卷二十四中,有一篇《永春县令欧君墓表》。“欧君”指欧庆,曾任永春县令。是什么机缘使欧阳修为其撰文表墓呢？[第一段]     

《贺双卿集》：清代农民女词人的血泪之书

贺双卿的诗文,主要辑自于康乾年间与贺双卿同时的金坛人史震林的纪实体笔记《西青散记》（乾隆瓜渚草堂刊本）。《散记》初刻于乾隆三年（1738）。今人杜芳琴教授在《散记》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将贺双卿的诗文整理成《贺双卿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宋代诗文革新家苏舜钦

宋代爱国诗人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铜山（今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其祖父苏易简为北宋蜀中第一名状元。是诗文革新的先锋．“庆历新政”的骁将。他出生书香门弟．家学渊源，多才多艺。其文章瑰奇豪迈，自成一家。《宋史》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魁伟。”他少年得志．于1034年27岁时登进士第，授蒙城县尉。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是个卓尔不群的美男子，     

读书柧录

欧阳修《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今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页46注引苏舜钦《答梅圣俞见寄》：“古贵知者稀,流俗岂足顾？”按：所引苏句,与欧诗似无涉。     

幸勤耕耘 必结硕果──桂林市城建局修志工作成功的启示

广西第一部城市志（桂林市志）于1998年2月27日举行了首发式，标志着桂林市的地方志事业取得了重大成果。桂林市城建局在完成了部门志的编修任务以后，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又立即投人（桂林市志·市政建设志）的编写。（市政建设志）是（桂林市志》75个专志中的一个，1994年12月15日在全市各专志中第一个通过评审，后又在综合评审中被誉为“一流水平”，自治区通志馆次光位馆长1995年5月26日在送审稿上批示：“（桂林市志·市政建设志）篇目设计与记述内容、观点、体例、文风都是好的。”城建局在本届修志的总体工程中，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考官避错嫌，苏东坡丢状元

公元1057年春天,北宋首都开封云集了唐宋八大家中的5位精英,他们都为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春闱（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都在春季举行,又称“春试”）而来,其中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担任殿试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三位青年才俊苏轼、苏辙、曾巩作为应考举子信心满满,准备大比夺魁,苏洵是带着两个儿子来考试的。     

从“国朝旧制”到“开元新制”——唐代宗室零体政治面貌的重塑

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论宋朝审官院之演变

论宋朝审官院之演变肖建新审官院（公元９９４—１０８２年）,乃北宋前期考课、磨勘中高级文官（京朝官）之机构,也为我国政治史上颇具特色的治官机构。它名称独特,机制殊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欧阳修曰,“审官院、流内铨是天下抡材之府”①,而司马光则对审...     

论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学术及文章

宋仁宗时代,胡瑗、孙复、石介及李观等人欲超越“汉唐之学”,重释儒经“义理”,体现出“知古明道”的学术自觉。“四公”先以草泽身份筑室授业,後又执教太学,始终将“经义”解析与“时务”、“治道”相联系,为“宋学”启蒙导夫先路。他们反对“声律浮华之词”,审美取向与欧阳修等文学之士颇为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经术”,醇质务实;不足之处在於好“张大其说”,议论“粗疏”,甚者还有迂阔“矫激”之弊。要之,胡、孙、石、李以儒学名家而献身教育,在学术探索、教育实践及“古文”创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