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鲁迅也卷进去的“剽窃案”

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连续发生文艺作品的“剽窃案”,鲁迅先生也被卷了进去,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事情起自徐志摩的一次粗心大意,收于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前后历时十年有余,在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痕迹。徐志摩的粗心大意1925年9月,久有办刊愿望的徐志摩,应《晨报》主编陈博生和黄子美的邀请,接替孙伏园担任《晨报副刊》主编。     

坚持“言论公正”的民国报业大王成舍我

一、和柳亚子“诗见”不合起争执成舍我（1898--1991）原籍湖南湘乡,出生于南京下关。他本名成平,“舍我”是投稿时的一个笔名,语出《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豪气干云,目空一切。民国初年,成舍我来到上海,因向《民国日报》投稿,得到该报负责人叶楚伧的赏识。不久,他被揽入报馆做校对和副刊编辑。当时．他已加入柳亚子等人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便经常在自己编辑的副刊上发表南社社员的诗作。     

《失恋33天》苍孙时代的青春哀兵

现在不会再有人质疑《失恋33天》（以下简称《失恋》）的行业标杆地位了：面对《猩球崛起》和《铁甲钢拳》两部大片的左右夹击,该片持续强劲。     

陈毅与徐志摩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徐志摩借题“谈革命” 1926年1月,正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的陈毅,“为了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将自己在列宁学会的一篇讲话稿《纪念列宁》寄给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诗人徐志摩。陈毅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作。     

“我最欣赏的5个中国女人”

杜可风是个情种。王家卫在《春光乍泄》的拍摄日记里这样写道：“1997年的2月,我们的摄影指导杜可风来钊我的办公室：他因为再一次的失恋而沮丧、酒醉。     

鲜为人知的《中央日报》“芷江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航空第九总站与航空第二飞机修理厂迁往芷江。武汉沦陷不久,长沙大火,一些国民党中央机关也陆续迁往芷江。一时间,     

我眼中的柯庆施

<正>杂文初试锋芒副刊,是中国报纸的一个传统,一大特点。尽管是"报屁股"、"龙尾巴",却不可小觑。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到北京的《京报》、《晨报》,再到《民国日报》、《时事新报》,     

“三味书屋”“三味”中的

鲁迅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     

鲁迅的亲戚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一向自称扬州人,而他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同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同出一朱。《朱自清日记》1936年9月26日载：“访鲁迅太太,借二十元,为吉人婚事也。”能开口向朱安夫人借钱,显然不是一般的认识。     

“现代花木兰”江鹜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可还有一位多才多艺、多年女扮男装、知识分子出身的女英雄江鹜,却少为人知。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一生,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多才多艺的"假小子"1947年的一个夏夜,云南省昆明市昆华女中的大礼堂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凡。舞台上正在上演由本校学生担纲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     

“她”的趣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不管男女和物的第三人称,都是用＂他＂来通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著名语言学家、诗人刘半农与周作人在闲谈时,提出创建一个＂她＂字,来表示女性第三人称的想法。1920年9月4日,刘半农创作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情诗,将＂她＂字入诗。该诗初始标题为《情歌》,1923年9月16日刊发于北京《晨报》的《副刊》。     

我的“皇帝朋友”焦晃

焦晃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扮演康熙一角,把一个自信睿智、不怒自威的老皇帝演得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又陆续在《乾隆王朝》和《汉武大帝》中成功扮演皇帝角色。有时候,现实生活中的焦晃,举手投足问也俨然一个活皇帝了。于是,我称他为我的“皇帝朋友”。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我的外祖父为蒋介石执笔《中国之命运》

本文作者沈宁是陶希圣的外孙。陶希圣曾是汪精卫亲信。1939年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后与高宗武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逃赴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论迹”与“论心”

旧时有这样一副颇为著名的对联：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这副对联富于哲理,且十分通情达理。其中将“淫”视为万恶之首,“孝”为百善之先,并分别以“论迹”和“论心”考察之,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我”在古代不是“我”

古代的“我”与现在的“我”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短兵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     

“我不要”

《非诚勿扰》中一群红色高喊的“我不要”,更多的是抒发一种勇于表达的情绪,几乎不需要付出成本——但滥用的后果,是错失本属于自己的幸福。     

“热心读者”评选

浙江省杭州市署名“月满楼”的一名热心读者,指出了2009年第1期的差错,特此更正!     

“显学”的脆弱与“潜规”的坚挺

在中国的历史上，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一套一套的，什么周公之礼，什么孔孟之道，什么仁义礼智，什么公正廉明……结果如何呢?在人民心目中，除了有几个少得可怜的包拯、海瑞等典型，寥若晨星地在广袤的空中屈指可数之外，几乎是无官不贪，有吏皆污。“宦场即如市场，居官犹同贸易”。这就证明官冕堂皇喊得震天作响的“治国之道”不过是“听取蛙声一片”的空洞套话而已。无怪乎读诗书的毛泽东在晚年发出感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     

我与“红楼”梦中缘

父亲是个教书匠,一辈子和书打交道,很爱读书。从小受父亲的熏陶,我也爱上了读书：有的是泛泛的读,感受个中剧情;有的不过是随手翻翻,留个印象,只图用的时候方便找到;有的是精读,认真摘抄,仔细玩味,用心体悟。却只有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她一直伴我成长,成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寄托,她就是《红楼梦》。